假医生与医生的冒名行医关系
箱男假医生冒用医生身份行医,源于战时的工作关系,并发展成长期安排,使医疗技能、个人忠诚、生计与法律身份难以分开。假医生承担了大部分诊疗工作,而军医上尉的姓名则为诊所提供了对外和官方身份。他们之间的安排并非只是强加给毫不知情医生的伪装——医生知道这件事,并在重要阶段予以接受,尽管疾病和依赖使两人之间的平衡日益不稳。
战时起源
两人的关系始于战争结束前,当时后来成为假医生的人被分配到野战医院,担任军医上尉的勤务兵。医生潜心研究从木材中制糖,这项研究缘于战时物资匮乏。因此,勤务兵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患者检查和治疗工作。他后来形容自己记忆力好、手法尤其灵巧,并称医生曾指导他进行复杂手术。因此,这种早期分工先于他们开办民间诊所——实际医疗责任已经转移到勤务兵身上,而医生的姓名和指导仍是关键。
勤务兵还参与为医生提供药物。他说,到战争结束时,医生已经染上药瘾。两人一同退伍,这段关系并未随着服役结束,而是延续到了民间生活。这段经历也为后来冒名行医提供了个人层面的理由,而不仅是职业层面的理由——假医生称,自己继续参与其中,部分是出于对昔日上司和朋友的忠诚;他认为对方的状况不是自己能够置之不理的。
诊所与借来的身份
退伍后,两人合作开办了一家诊所。假医生既在诊所管理方面,也在医疗工作中担任医生的助手;随着军医上尉越来越无法亲自检查或治疗患者,他便通过病历表传达指示。假医生的叙述表明,这种实际安排并不平等——大部分工作由他承担,但诊所最初仍沿用医生的姓名和权威。
假医生提出了继续这样做的几个理由。他说,继续为军医上尉提供药物是友谊之举,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他也承认,以医生的资格行医保障了自己的生计。他否认自己利用医生的弱势牟取私利,并指出账目由娜娜掌管。除了这些责任与好处,诊所也成了他职业身份的来源。他描述了如何赢得患者信任、获得对其技术的认可,以及对医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他研读当时的医学书籍和专科评论,并以十二年的经验作为信心来源,同时承认,有能力且尽责并不能使无证行医变得合法。
他自称擅长外科手术,包括阑尾切除术等;他声称患者信任自己,这使实际能力与获认可的职业身份之间的区别变得复杂。在为自己辩护时,他将自身经验与其他医院里他认为有误的诊断作对比,但明确表示这并不能作为借口。因此,这段关系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权威之上——一是借来的医生资历,二是假医生日益熟练掌握的工作能力。无论患者的信任还是对自身技术的信心,都无法消除他承认存在的法律问题。
正式冒名行医与家庭矛盾
这项安排在医生执业的第八年发生了显著变化。假医生称,以前像参加医学会议这样的对外交往事务,一直由军医上尉处理。医生的言语和行为变得明显异常后,有关其状况的质疑传到了两人耳中。他们也因诊所用药过量而受到调查。讨论此事后,他们关闭诊所,搬到了另一座城市。
随后医生的状况恶化;据假医生所说,他的自杀倾向也日益明显。在娜娜的建议下,医生不再公开露面,假医生则以医生的身份登记。叙述并未将此描绘成瞒着被冒名者单方面实施的欺诈,而是说军医上尉完全同意这一计划。患者在新城市里仍然信任假医生,这证明了身份替代在实际上的成功,却没有解决其违法问题。
娜娜在这项安排的家庭和财务状况中至关重要。她原本是军医上尉的合法妻子,曾以护士身份协助假医生,并负责管理账目。假医生称,他和娜娜在医生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她也一直参与诊所的财务事务。他雇用富山洋子担任新的实习护士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娜娜表示反对,并提出分开居住;他同意了,不过他说自己仍继续向她报告收入和支出,并承认她作为共同管理者享有权利。分居并未立即结束他们的业务关系。
依赖、冲突与坦白
假医生称,军医上尉反对任何结束诊所经营的决定。医生奉承他,并一再以停止工作就可能自杀相要挟,同时要求更多药物。医生还对富山洋子提出了让假医生感到不安的要求。这些细节揭示出一种专业依赖与个人影响力双向交织的关系——医生依赖假医生的劳动和药物来源,而假医生既觉得自己对医生负有责任,也从以医生身份经营诊所中获益。尽管如此,他仍称自己对医生并无怨恨,并认为医生的疾病值得同情。
准备陈述经过时,假医生辩称军医上尉已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他也不再有义务通过非法行医继续欺骗公众。他认识到,未经授权的治疗可能在经济和身体方面伤害患者,并否定了医生关于无人提出索赔就不算违法的看法。他打算揭露这项安排,并承认违法本身仍然是错的,尽管他坚持认为患者信任自己,而且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伤害他们。
这次揭露与军医上尉尸体的发现有关。假医生确认尸体属于那位被他借用姓名的医生,并表示,考虑到医生先前有自杀风险,他后悔没能阻止其死亡。他还解释说,医生一直反对他放弃这份工作;这一情况使坦白的决定无法与他们职业关系的终结分开。叙述赋予这场冒名行医双重意义——它记录了日常医疗责任转移给更积极行医者的过程,也记录了对借来身份的持续依赖,而行医者最终承认这种做法是一种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