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与母职

罗斯玛丽的婴儿

小说中的母爱与母职,既不是罗斯玛丽·伍德豪斯组建家庭愿望的简单实现,也不是她能自由获得的角色。罗斯玛丽想要孩子,但其他人一再声称有权决定她何时、如何成为母亲,如何对待她的孕期,甚至给她的孩子取什么名字。结局将母职化为关怀与反抗的行动——她知道儿子的父亲是撒旦,也知道周围的人欺骗了自己,却选择不伤害这个孩子,并坚持由她为他命名、照料他。

对母职的渴望与条件

二十四岁时,罗斯玛丽想象着有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孩子们相隔两岁。盖伊·伍德豪斯说自己还没准备好,而她担心他会一直拖延,直到事业成功让他觉得安心。她希望自己意外怀孕,告诉盖伊避孕药会让她头痛,避孕器具也令她反感。盖伊把她不愿避孕理解为她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他则查看日历,避开她的易孕期。罗斯玛丽告诉他某一天是安全期;等她来月经时,她将结果视为又一次每月的失落,仿佛这是她和盖伊之间一场只有她知道的较量。

这场早期冲突表明,她对母职的渴望是真实的,但夫妻双方并未平等地掌控何时生育。罗斯玛丽的愿望务实而具体——她希望有孩子,并相信盖伊已经足够英俊、才华出众,能够获得成功。他一再推迟令她沮丧,而她计划在不公开反对他的情况下怀孕,则显示出她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余地去确保想要的未来。后来,随着孕期变得令人恐惧而痛苦,她想要孩子的愿望仍然显而易见;即使受孕与照护的情形日益带有强迫性,她仍恳求说,他们得生个孩子。

怀孕、疼痛与失去自主权

怀孕后,罗斯玛丽感到疼痛,她的朋友们认为这是警讯。埃莉丝问亚伯拉罕·萨皮尔斯坦有没有给她开药或采用其他治疗;罗斯玛丽回答说,他什么也没做。朋友们劝她去找希尔医生再听取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让她继续受苦。罗斯玛丽起初维护萨皮尔斯坦的名声,但最终告诉盖伊,她打算去看希尔医生,因为她担心萨皮尔斯坦不是在撒谎,就是犯了危险的错误。她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具体地重新掌握对自己孕期状况的判断权。

朋友们的担忧并不意味着罗斯玛丽想要终止妊娠。她们提起另找医生的可能时,她坚决表示自己不会堕胎;她们解释说,只是希望她再接受一次检查。她还记得萨皮尔斯坦曾预言,她的朋友们会认为自己的孕期正常,却觉得她的孕期不正常。这一对照很重要——罗斯玛丽想要这个孩子,但她不认为渴望母职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无法解释的疼痛或不容置疑的医疗权威。

她选择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分娩的机会随后被剥夺。她没能抵达医生医院——那里有设备、护士和无菌设施——而是发现自己面对着盖伊、方丹先生、萨皮尔斯坦、尚德医生、方丹太太和吉尔莫太太。他们向她保证自己是她的朋友,她很安全;与此同时,萨皮尔斯坦把一针药说成是温和的镇静剂。罗斯玛丽反抗,用电话听筒打向盖伊,并试图呼救。一次宫缩让人发现她已经开始临产时,众人按住她,萨皮尔斯坦给她注射了药物。这一幕将安慰性的言辞与否定她同意权、选择分娩地点的权利以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的行为并置。

孩子与不伤害他的选择

发现孩子还活着后,罗斯玛丽一度想到应该杀死他并自杀,想象着一位母亲在布兰福德公寓杀死婴儿会引发的公众震惊。她也想象,这种行为或许能让世界免于孩子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一念头源于她对孩子父亲的认知,以及巫术团体对她的欺骗;但它并非她最终作出的决定。看着婴儿,她想起他睁开黄色眼睛之前,自己曾觉得他是多么可爱;她也承认,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他都是她的孩子。

罗斯玛丽转而想到向一位神父求助,设想天主教会和教皇或许能处理这个她觉得自己无力应对的问题。然而,她的道德抉择并不取决于能否得到帮助。她认定杀人是错的,于是选择保护婴儿。她和他说话时,将他与那些欺骗她、对她撒谎的大人区分开来——她告诉他,自己的怒气是冲着他们,不是冲着他。她的温柔并未消除恐惧,也未抹去她对危险的认知;但这份温柔使她不至于以这些为由惩罚孩子。

照料、命名与母亲的主张

她最初的照料细致而体贴。罗斯玛丽发现婴儿的睡袍和毯子裹得太紧,便将它们松开,并安慰他说自己不会伤害他。她向他描述他房间里的白黄相间的墙纸和白色婴儿床,还告诉他,他一直喝的奶来自母亲,而她就是他的母亲。这番话让母职不止是生物学事实——她将其视为日常照料的工作,包括喂养孩子、留意他的不适,并为他布置一个可以得到照护的地方。围观者聚在一起看时,她转身继续给他掖好被子,说即使有观众,他们也能安安稳稳地待在一起。

关于名字的争执明确表达了她的主张。罗曼·卡斯特维特把婴儿称作阿德里安·史蒂文,但罗斯玛丽抬头望着摇篮,给他取名安德鲁·约翰·伍德豪斯。她承认罗曼有自己的偏好,随即拒绝了他的提议——孩子是她的,这一点她不会拿来商量。她也拒绝了孩子必须始终穿黑衣的要求。罗曼坚持自己选定的名字,但明妮·卡斯特维特改口称他安德鲁,其他人也跟着这么叫。周围的人限制了罗斯玛丽的权力,但她划定了一条他们无法彻底抹去的界线。

最后的画面将恐惧与爱意放在同一场景中。罗斯玛丽搔着婴儿的肚子,叫他安迪,并试图逗他笑;与此同时,众人的欢呼和摄影师迅速拍摄的照片,使这一刻成了公开的表演。她并没有不再意识到孩子黄色眼睛所代表的危险,也没有忘记那些想把他据为己有、服务于自身目的的人。尽管如此,她仍选择把他当作一个具体而脆弱的婴儿,而不是某种象征或武器。母职的终点并非对安德鲁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确信无疑,而是罗斯玛丽坚持认定他是自己的孩子,也是自己应负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