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苏丹埃博拉疫情期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医生乔·麦考密克进入疫情活跃区，采集患者血液，并将活病毒株带回亚特兰大。他在内战期间与重症患者一同工作，一次针头刺伤使他暴露于病毒之下。尽管如此，他仍留了下来，继续采集样本并照料患者。他幸存下来，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一结果后来影响了他的看法，使他认为这种病毒不易传播，尤其不易通过空气传播。

背景与任务

1979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收到报告，称苏丹南部再次出现埃博拉疫情，地点大致与1976年疫情暴发地相同。此次疫情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疾病本身，也因为受影响地区同时是战区。麦考密克自愿前往当地，采集患者血液，并带回活病毒株供研究。没有其他人愿意陪同他，因此他独自前往。

他的任务是在时间有限、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与时间赛跑。他乘坐一架由两名受惊的丛林飞行员驾驶的小飞机飞入该地区。日落前后，他们降落在一个桑德族村庄附近的简易机场。飞行员不愿离开飞机，打算日出时起飞，并警告麦考密克，他必须在那之前找到病毒。这样一来，他只能在地面停留一夜，而且无法确定飞机会回来接他。

村庄里的工作

麦考密克背着背包走进村庄，循着痛苦的呼喊声来到一间泥屋。村民聚集在屋外，却没有进去。他的手电筒没有电池，于是向人借光，对方给了他一盏提灯。屋内有几名病情严重的人，其中一些患者抽搐，另一些则毫无反应。这间屋子是正在发生感染的地点，他明白埃博拉病毒就在这里。

麦考密克带了简易防护用品——橡胶手套、纸制罩衣、纸制外科口罩和纸制鞋套。穿戴好后，他摆出采血管和注射器，开始抽取样本。他整夜跪着工作，采集血液，并尽力帮助患者。这些样本的用途不仅是记录疫情情况，也包括把病毒带回实验室进行调查。

一次抽血时，一名老妇人突然移动，针头从她的手臂上脱出，刺中了麦考密克的拇指。他意识到，这次受伤可能使病毒直接进入他的血液。黎明时，他收好采血管并交给飞行员。此时他面临一个选择——趁飞机还在时离开去寻求医疗救助，还是留下来陪伴患者并继续工作。

暴露与留下的决定

麦考密克选择留下。他是一名医生，屋里的人是他的患者；他也想继续采集样本。他认为，如果自己开始头痛，或许可以通过无线电求助，让飞机来接他。这个决定意味着接受持续暴露，而不是把自己可能感染病毒当作结束任务的理由。

他带了两袋冰镇血清，认为其中可能含有能够保护自己的抗体。他给自己输血清，随后在一间茅屋里休息。那天夜里，他无法入睡，满脑子都是针头刺伤和病毒可能已开始在体内繁殖的念头。为了入睡，他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接下来的几天并未立即消除疑虑——他继续与埃博拉患者一起工作了四天，并观察那名因移动而导致他被针刺伤的老妇人。

第四天，那名老妇人康复了。麦考密克由此认为，她患的可能是疟疾而非埃博拉；先前看似抽搐的症状，很可能只是发烧引起的寒战。因此，针头刺伤发生时，她经历的并非埃博拉感染。这一澄清减弱了此次暴露看起来有多严重，但并未改变一个事实——麦考密克在埃博拉患者中待了数日，却没有发病。

后续影响与意义

麦考密克的幸存经历成为他思考病毒传播问题的一部分。后来，在一次讨论雷斯顿疫情的会议上，他指出埃博拉病毒并不容易感染，尤其不容易通过空气传播，并以自己在茅屋里待了很长时间却未生病为依据。这段经历为他的怀疑提供了具体依据，但仍只是一个人的暴露经历——它可以为风险讨论提供参考，却不能证明所有接触或吸入都无害。

这一事件也显示，疫情调查有赖于人们在严峻限制下作出的决定。麦考密克只有飞行员离开前的那段时间、一盏临时找来的灯、基础防护用品，以及少量采血设备。针头刺入他的拇指后，他的选择缩小为离开或继续工作；他选择留下来陪伴患者并继续调查。老妇人康复后，这一事件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原本似乎能够直接说明埃博拉暴露风险的事件，涉及的患者很可能患的其实是疟疾。

因此，1979年的任务将现场调查、临床职责和个人风险汇集在同一夜晚及其后续经历之中。麦考密克带着样本返回，也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他的叙述后来成为讨论这种病毒是否容易传播的一部分，而他幸存一事究竟能够证明什么，仍是解读这项证据时不可忽视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