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al获悉阴谋泄露后仍决定继续行动

豺狼得知阴谋暴露后仍继续行动，这标志着一项已泄露的刺杀计划转变为一场孤身应变的较量。瓦尔米的警告告诉豺狼，秘密军组织的阴谋已为警方所知，但并未使他打消行动。他反而将警方掌握的情况与自己准备好的身份和证件相比较，权衡两种选择各自的风险，然后离开戛纳马杰斯蒂克酒店，继续朝目标前进。与此同时，克洛德·勒贝尔的调查正试图把零散信息拼凑成一幅关于这名身份不明的刺客的可用图景。这一段情节表明，豺狼作出决定的依据是坚持行动，而非对危险一无所知。

警告与警方掌握的情况

通话开始时，豺狼用代号表明身份，瓦尔米也用自己的代号回应。瓦尔米说，秘密军组织两天来一直试图联系他。在这段十分钟的谈话中，豺狼大多时候只是倾听，偶尔简短地提问。警告迫使他面对眼前局势的变化——警方知道有一项阴谋存在，而瓦尔米劝他放弃行动，回家去。但瓦尔米并未得到马克·罗丹直接授权，不能取消行动。因此，这个消息虽然紧急，却不是足以替豺狼作出决定的命令。

阴谋已为人所知与刺客身份已被查明之间的区别，左右着豺狼的判断。他琢磨门外的保镖怎么会知道他的代号，也猜测法国警方是否已经弄清他的预定角色，或是维克托·科瓦尔斯基认出了他。他还考虑到，警方仅凭“八月期间身在法国的一名高个子金发外国人”这一描述，能掌握的信息有多么有限。他认为，警方寻找的是持有查尔斯·卡尔索普护照的人，而不是他能够证明自己就是的那个人——亚历山大·达根。他认定，调查尚未将他与这个身份联系起来。

这种自信源于准备，而非隐身无踪。豺狼使用假名旅行，持有以该姓名签发的合法护照；此外，他还备有另外三套假证件，其中包括两本外国护照，并为每套证件准备了相配的伪装。他知道，科瓦尔斯基死后，就连罗丹和秘密军组织的其他成员也不知道他眼下的身份或下落。计划暴露削弱了行动的保密性；但在他看来，这并未让追捕者掌握可靠的寻人办法。

警方从零碎线索着手调查

豺狼对局势的评估，与一项几乎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可供使用的调查形成对照。内政部长向勒贝尔通报情况时，交给他的是一项指令，而不是征询意见的请求。勒贝尔获准动用围坐在桌旁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并拥有不受限制的开支权限。他随即着手使调查进入运作——卡隆将担任他的助手兼秘书，办公室必须保密，并配备十条外线电话和一名常驻接线员。就连行军床、洗漱用品和咖啡，也都是工作安排的一部分。追捕被描绘成持续的机构性工作，而不仅仅是侦探个人灵光一现。

勒贝尔与外国警方的首次接洽刻意采取试探态度。他还不能把调查说成警方之间的正式请求，因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或是否已开始筹备行动，都尚不明确。他只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描述，并承认调查人员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随后，他指出了关键条件——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必定是一名顶尖的职业受雇刺客，曾成功实施政治暗杀。通话另一端的沉默，显示这个描述如何彻底改变了请求的分量。勒贝尔认为，在法国，只有夏尔·戴高乐会成为这种杀手的目标。

即使调查已经进行了七十二小时，局势仍然不明。勒贝尔告诉其他官员，刺客有自己的时间表，而警方无法知道自己介入其中的哪个阶段。他们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人知道阴谋已经暴露，却不知道调查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警方能以他的新名字确认其身份，并按这个名字找到他，他们仍有可能趁他不备将其抓获。他也许已经身处杰卡尔多次变换身份并策划刺杀的巴黎，刺杀也可能迫在眉睫；这种可能性令局势令人胆寒，却依然无法消除不确定性。

两种危险之间的抉择

豺狼的决定并非简单地选择危险而舍弃安全。回去会使他因苏黎世账户里的二十五万美元与罗丹及秘密军组织发生争执。他预计，如果自己拒绝交出大部分钱，他们就会追踪到他，对他施以酷刑，逼他交出释放账户所需的签字文件，然后杀死他。避开这种下场，会耗掉他手中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钱。继续行动则意味着，随着法国方面为一场他们如今已预料到的袭击作准备，他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威胁到他一直追求的独立与安全；撤退还意味着放弃这笔钱，以及这笔钱使他得以建立的生活。

正是那种生活让金钱的盘算显得如此重要。豺狼回想起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想逃离通勤列车与办公室表格的单调日子，转而过上享用昂贵餐食、穿着体面、住在时髦公寓、开着跑车、与优雅女性交往的生活。过去三年里，他开始逐渐过上这种日子，尽管只是偶尔得以一窥。他留意到酒店账单的金额，也明白维持这种生活需要大量美元。这笔钱不只是刺杀行动的抽象酬劳；它支撑着他一直追求的自由与舒适。然而，要继续躲开罗丹的追踪，本身也会耗掉支撑他理想生活的资源。

秘密军组织松懈的保密措施，也进一步证实了豺狼对其办事能力的不信任。瓦尔米的警告给了他退出的机会，但豺狼知道，瓦尔米不能代表组织直接撤销这项任务。他只能按自己的条件作出决定。他明白，一项已经暴露的刺杀计划会让他面对严密戒备的安全体系，但仍相信自己的计划能够胜过对方。这份自信是对风险确实发生变化的判断，而不是认为一切都没有出错。

继续踏入追捕之中

豺狼离开，眼前的抉择也随之尘埃落定。他付清账单，留下大笔小费，坐进阿尔法·罗密欧跑车MI-61741，离开戛纳马杰斯蒂克酒店，驶向法国腹地。这一行动悄无声息，后果却意义重大——他选择继续推进计划，不再等待罗丹决定行动的命运。科瓦尔斯基死后，他终于只剩孤身一人；这正是他一直想要的状态，却也意味着他失去了雇用他的组织所能提供的保护，也不再受其约束。

与此同时，警方追查的是身份和档案，而非已经确认其身份的某个人。警方以达根的名字重新查阅档案，找到一张边境登记卡——亚历山大·詹姆斯·昆廷·达根于七月二十二日搭乘布拉班特号列车，从布鲁塞尔进入法国；另一份报告则记录，达根于七月三十一日搭乘北方之星号列车，从杰卡尔多次变换身份并策划刺杀的巴黎前往布鲁塞尔。一张旅馆登记卡显示，一名使用该姓名、护照号码也相符的住客，从七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住在马德莱娜广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勒贝尔没有下令突袭，而是谨慎地拜访旅馆老板，并查明此人到八月十五日时已经不在那里。这些记录提供了一条线索，却还没有指出此人目前的所在地。

后来的推断显示，局势如何迅速变化。勒贝尔推断，如果豺狼在加普买颜料来改装汽车，并在夜间驾车前往于塞勒，那么汽车很可能当时已经改装完毕；因此，他可能是在加普买的颜料。如果确实如此，就有人警告过他，达根的身份已被查明，使他得以预料到警方的行动并迅速脱身。勒贝尔怀疑瓦尔米可能就是联络人，但无法证实泄密来源。至于豺狼，他早已明白警方正在逼近，却仍然继续行动。

起初令人费解的拖延，后来又成了一条线索。勒贝尔追问，豺狼为何不离开加普，在瓦朗斯乘火车直达杰卡尔多次变换身份并策划刺杀的巴黎，反而花了一周时间，表面上像是在消磨时光。他的结论是，刺客选定了行动日期，正按自己的时间表行事。后来，在设有警戒的街道上，一名哨兵报告说，他放行了一名看起来年老、病弱且跛脚的人；此人出示了身份证和战争伤残证，声称住在雷恩街154号。这个报告使豺狼依赖伪装的做法，成了安全警戒线上的一个具体弱点——他的准备可以避开辨认，但前提是伪装的细节看起来足够寻常。这一段情节中决定性的反讽在于，双方都根据片面的信息采取行动。警方知道阴谋存在，正在追捕一个不断变换身份的人；豺狼知道行动已经暴露，并相信自己的化名仍能为他争取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