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名誉与社会规训
远离尘嚣在《远离尘嚣》中,女性名誉与社会习俗始终构成一种限制——公众评判渗入家庭、工作场所和婚姻,影响芭丝谢芭认为自己能够采取的行动,即使她拥有自己农场的管理权也是如此。小说将她的经济独立与女性社会声誉的脆弱并置,展现了被人注视和议论的可能性如何成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力量。
权威及其局限
芭丝谢芭首次以新女主人的身份向农场工人讲话时,宣布自己因管家偷窃而将其解雇,并打算亲自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管理农场。她承诺,只要男人们好好为她做事,她就会公平待他们;同时警告他们,不要因为她是女人,就以为她分辨不出好坏行为。她决心早起并让他们刮目相看,这表明在男性劳工面前,她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确立权威。这一场景赋予她公开发言的权利和独立的管理角色,同时也清楚表明,她的能力正受到性别成见的评判。
这一地位并非稳固无忧。起初,地产代理人不信任芭丝谢芭经营农场,因为她年轻、是女性,而且貌美;直到她叔父的遗嘱和她对牲畜的能干管理为她的权利提供了支持,代理人才对她有了信心。她与特洛伊军士结婚后,不确定这桩婚姻会对她在上农场的地位造成什么法律后果。虽然眼下无人提出异议,但失去农场的可能性与一月的交租日相连,也取决于她或丈夫能否与代理人会面。因此,她的独立确实存在,却无法免受婚姻带来的法律和经济后果影响。
婚姻、体面与责任
芭丝谢芭拒绝博尔德伍德,并非简单地拒绝安稳生活。她知道他是受人尊敬、家境富裕的邻居,也明白按社区的标准,嫁给他会是有利的选择。她喜欢并敬重他,却不愿以他为夫;而身为农场女主人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新鲜地位,她尚未准备放弃。与此同时,她认为既然是自己引发了这段情感纠葛,诚实或许就要求她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这种冲突揭示了自由选择与自觉有道义责任满足他人愿望之间的差别。
后来,特洛伊不在身边且被认为已经溺亡,博尔德伍德便迫使芭丝谢芭承诺——如果法定等待期过后她可以成婚,就嫁给他。芭丝谢芭有所犹豫,部分是因为这种安排令她觉得不合体统,部分是因为她担心自己过去对待他的方式会带来后果。她告诉加百列·奥克,她认为博尔德伍德的未来取决于自己如何待他,同时也承认,一个受到众人注视的女人必须格外谨慎,才能保住哪怕有限的声誉。于是,她的责任感与对评判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她试图弥补过错,也想避免再做出鲁莽之举,以免损害名誉,或使自己被束缚在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中。
目光与自我约束
在博尔德伍德的圣诞宴会上,芭丝谢芭告诉莉迪,宴会因她而举办,这件事令她不安。虽然她受到了邀请,却觉得自己与这场聚会脱不了干系,也担心宴会会带来更多麻烦。她选择穿平日那件黑色绸裙,而不是颜色较浅的衣服,并解释说,如果自己在仍需保持庄重时显得欢欣,人们可能会议论。她借着衣着来控制别人可能如何解读自己的心情。她也担心自己的外貌会被当作试图迷住博尔德伍德的表现,又害怕不出席会伤他的心。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可能受到他人的解读。
这种压力并不限于宴会。莉迪开玩笑地暗示博尔德伍德或许会邀她私奔,芭丝谢芭予以拒绝,坚持说自己不会轻率地谈论这种事情。她表示,如果将来再婚,原因也会与莉迪或其他人可能猜想的不同。她的回应标示出私人动机与公众揣测之间的距离——她知道,即使某种行为并非出于欲望,也可能被解读为欲望的证据。
流言、悲伤与公众地位
芭丝谢芭收到加百列通知不再续约后,前往他家探望,并解释说她担心自己冒犯了他,以为他因此要离开。加百列告诉她,人们一直在议论他,仿佛他留在这里是为了等博尔德伍德的农场,好娶她为妻。这种流言既误解了他的工作,也误解了他的意图,但它的影响足以改变他们之间的安排。他决定离开,部分是为了避免自己以未婚男子身份管理她的生意时显得不合体统。芭丝谢芭此行也同样令她不安——尽管加百列是她的经理,而她也完全可以说自己有事要找他,她仍考虑未婚女子独自拜访单身男子是否得体。
芭丝谢芭未定的寡居状态进一步缩小了她的选择范围。她被告知,经过规定的期限后便可以再婚,但法律上的可能性并未消除她在身份受到质疑的情况下生活所承受的社会和情感负担。圣诞节时,她觉得人们都在疏远自己;教堂礼拜后加百列避开她,也令她伤心。他那封结束雇佣关系的信带来的不只是失去一位可信赖的助手,还有她恐怕又得独自处理市场事务的忧虑。小说将名誉与物质依赖联系起来——流言的威胁可以改变工作关系,而失去实际帮助也会使独立更难维持。
秘密婚礼与保密的限度
芭丝谢芭和加百列决定结婚时,她要求举行尽可能私密的婚礼。加百列安排了结婚许可,并设法保守计划,解释说她腼腆而紧张,不愿教区里的人盯着她看。筹备过程本身便显示,要确保隐私有多困难——扬·科根预料莱班·托尔的妻子会把消息传出去,于是男人们编了个说法,好把教区书记骗到教堂。芭丝谢芭希望保密,并非纯粹任性,而是对女性公开行为容易受到注视,以及婚礼在新人说明意图之前便可能招来流言的回应。
仪式当天清晨天气潮湿,芭丝谢芭和加百列撑着伞,在莉迪、科根和牧师陪同下,走了不远便来到教堂。他们安静地举行婚礼,之后在芭丝谢芭家共饮茶。没过多久,他们的工人便鸣放礼炮、欢呼庆贺,将一项私人决定变成公开庆典。结局没有消除社会评判的影响,却改变了芭丝谢芭与这种评判的关系——她与加百列共同选择的婚姻,源于彼此理解和实际陪伴,而不是此前那些求婚中所体现的责任压力、他人揣测或对地位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