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得过的唯一一种病就是霍乱”

霍乱时期的爱情

特兰西托·阿里萨声称霍乱是她儿子得过的唯一疾病,这既是母亲的简略说法,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错误。小说从字面上纠正了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多次患淋病,还得过其他病症。但她的混淆也呼应了书中一贯将爱情视为疾病的写法,使她记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连接家庭亲情、身体经历与比喻的一处小小枢纽。

这句说法及其纠正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开始思量年岁时,这句话浮现出来。多年来,日常生活让他不曾察觉时光已流逝许多;后来,在玫瑰公墓,他意识到母亲去世、奥林匹娅·苏莱塔遇害、费尔米娜·达萨年少时答应爱他的承诺,都已是多年前的事。他的身体先前曾因隐约的疼痛令他烦恼,一位医生将其归因于年老,但弗洛伦蒂诺并未把这个诊断当作衡量自己人生的尺度。特兰西托的说法道出了家庭版本的否认——她记得霍乱是儿子得过的唯一一种病。

叙述者随即对这一说法作出限定。特兰西托把霍乱和爱情混为一谈,而且她的记忆已经衰退。事实上,弗洛伦蒂诺曾六次患淋病,被描述为同一感染反复发作;此外,他还患过淋巴腺肿大、长过四颗疣,并得过六次脓疱病。他和其他男人并不把这些算作疾病,而视为性经历的战利品。这种对照揭示了记忆和男性自我描述如何重新界定疾病——母亲把儿子的病史压缩成一个令人难忘的病名,而儿子则拒绝把其他病症视为疾病。

霍乱、爱情与医学语言

这句话之所以意味深长,源于霍乱在弗洛伦蒂诺家族往事中的地位。在更早的一场疫情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父亲去世;此后,乌尔比诺深入研究霍乱,师从流行病学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并在返乡后警觉地留意疾病可能再次暴发。来自库拉索的病人出现霍乱特有的青紫症状时,乌尔比诺认出这是霍乱,并组织发布警告和采取检疫措施。病人最终去世,但谨慎观察帮助防止了这场疑似疫情演变为大流行。在故事的这一线索中,霍乱是会带来公共影响的临床诊断,而不只是比喻。

与此同时,爱情反复借用疾病的语言。小说开篇不久,乌尔比诺告诉一名医科实习生,被爱情逼疯的人终有一天会给他们提供研究尸体的机会;随后他意识到,在自己记得的自杀者中,这是首例并非因爱情之苦而服毒自尽的案例。他对实习生说,这类受害者的心脏里几乎总有结晶,使情感痛苦听起来像是身体病变。特兰西托把霍乱与爱情混为一谈,也属于同一种想象模式,不过她的话来自母亲的回忆,而非医学教诲。

这句话还与乌尔比诺对沿河霍乱采取的实际应对相呼应。在与费尔米娜·达萨同行的航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船上若出现霍乱病例,就足以构成实施检疫并升起黄旗的理由,使船只得以免除通常的商业义务而继续航行。萨马里塔诺船长证实,真实疫情中确实使用过这种旗帜,有时也会出于其他权宜目的使用。因此,霍乱在小说中既是疾病和医学、行政问题,也是一个情感联想可能超越字面准确性的词语。

记忆与小说的反讽

特兰西托的说法并非可靠的医疗记录;它的价值在于保留了充满亲情的简化版本。她的记忆将儿子的病痛收拢成一个熟悉的故事,而叙述则补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这种纠正并非简单地否定她,而是展现家庭说法即使事实有误,仍能在情感上令人熟悉;疾病也可能依据人们赋予它的意义而被记住,而非依照一份完整的诊断清单。

反讽之处在于,弗洛伦蒂诺自己的时间脉络围绕费尔米娜·达萨展开,而非他的身体。他只把与她有关的事视为衡量过往的要紧之事,即便身体不适和公墓景象的变化已显露岁月流逝。与这种选择性的记述相对,特兰西托的话既滑稽又温情——它再次呈现小说中爱情与疾病的关联,也揭示了这种关联如何影响母亲记得什么、儿子轻看什么,以及这个家庭如何称呼一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