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圣母街

黄衣之王

田野圣母街在巴黎被呈现为一个独特的社会世界——既不时髦,也不破败;虽体面,却不属于任何获承认的街区。它的夹缝地位使其既是安静的住宅避所,也是周边社群短暂相遇的通道。街道表面的平凡容纳了修道院生活、移民式待客、艺术抱负以及恋爱依恋的萌芽;而它位于彼此竞争的街区之间的位置,则赋予它一种含蓄的讽刺性重要意义。

定义与社会位置

这条街被描述为街道中的弃儿,一个没有属于自己的街区的地方。它位于贵族气派的天文台大道所认可的边界之外,却不被蒙帕纳斯的学生接纳,因为他们认为这里过于体面。拉丁区的北界是卢森堡公园;拉丁区对这种体面不屑一顾,也不信任那些常来此处、衣着规整的学生。因此,它的身份与其说取决于某个固定社群,不如说同时建立在被数个邻近社群排斥的基础上。

这种边缘性并没有使街道变得荒凉。六月晴朗的天气里,海斯廷斯觉得这里很宜人,并开始希望它适合自己正在寻找的住所。叙述者把这里的安静比作帕西的一条林荫大道。拉丁区的学生偶尔会经过此处,在雷恩街与比利埃之间往返;每周还有一次,父母和监护人会前往瓦万街附近的修道院探访。除这些活动之外,街道仍异常寂静;它的体面,正通过缺少附近学生街区所具有的喧闹与声名狼藉而显现出来。

修道院与寻找住处

最体面的路段位于大茅屋街与瓦万街之间,这是乔尔·拜拉姆牧师与海斯廷斯一同在这一带行走时得出的结论。海斯廷斯倾向于接受这个地点,但乔尔·拜拉姆牧师看到对面修道院上的十字架便退缩了,喃喃表达出自己对耶稣会士的不信任。他的宗教疑虑成为街道社会质地的一部分——即便是安静而体面的环境,也会被相互竞争的道德判断所过滤。

在二〇一号附号,乔尔·拜拉姆牧师与海斯廷斯发现一道铁门,门上有蓝底白字的号码。门下方的英文告示分别说明如何召唤门房、仆人和客厅服务——按一次、两次和三次电铃按钮。海斯廷斯按了三次,一名衣着整洁的女仆带领来客穿过花园,进入客厅。这所住宅由此展现为一家秩序井然的寄宿公寓,其规矩实用、明确,并带有些许滑稽意味。

餐厅的门尚未关上之前,便可以看见里面的情景。海斯廷斯瞥见一名大脑袋的年轻男子,以及几位年长、鼻音浓重的绅士正在吃早餐;此时,身材敦实的女主人带着咖啡和一只黑色贵宾犬的气味走近。她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表示欢迎,并解释说,这家寄宿公寓尤其面向美国人,员工的英语水平各不相同。她的丈夫为寄宿客授课,其中包括已经住在这里的一家美国人。因此,这条街成为一个小型跨国机构,语言学习、住宿和文化适应在此彼此交织。

相遇与艺术生活

这条街还发挥着连接宗教体面世界与波希米亚艺术世界的会面场所作用。海斯廷斯离开寄宿公寓时,朝修道院望去,直到一个漂亮女孩从灰色外墙前经过。一名携带画箱和画布的年轻男子向她走来,与她用力握手,并回头喊道:“明天见,瓦朗蒂娜!”她也以同样热烈的方式回应。这个短暂的相遇让海斯廷斯第一次注意到瓦朗蒂娜·蒂索,也使这条原本安静的街道成为一段私人依恋的起点。

周围的艺术网络直接延伸到街道的家庭地理之中。海斯廷斯在朱利安画室度过一天后,与福克斯霍尔·克利福德同行,并得知克利福德就住在他的对面。海斯廷斯认出了那间位于花园中的画室——那里有杏树和黑鸟;克利福德确认自己与理查德·奥斯本·埃利奥特共同使用这间画室。因此,这条街让海斯廷斯与两位美国艺术家为邻,也把他的住处连接到巴黎画室那种更广阔的、充满竞争、喧闹并具有社会等级差异的生活之中。

这种对比是这一地点产生效果的核心。朱利安画室拥挤而动荡,学生们为位置争斗,为调色板和画笔争论,大声呼喊西塞里和面包,还努力躲避办事员追讨欠款的纠缠。相比之下,田野圣母街安静得足以容纳私下观察与出人意料的相遇。它的平静并不置身于艺术世界之外;它毗邻并容纳着人们进入那个世界所必经的家庭空间。

语言、边界与关系

寄宿公寓女主人的社会暧昧性又通过语言得到强化。她说着一种滑稽的法语与英语混合语,而那场年轻艺术家的相遇则以法语词语和再次见面的约定为标志。在书中的其他地方,法语诗歌、古老的猎鹰术语以及经过翻译或遭到禁制的文学作品,使语言成为历史时期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在这条街上,语言反而成为迁徙与亲密关系的实用工具——美国人来到这里学习法语,仆人跨越并不完美的语言隔阂进行交流;而“瓦朗蒂娜”这样的名字之所以令海斯廷斯难忘,是因为它对他而言带有一种异国而浪漫的独特意味。

这一地点还展现了从公共规范走向私人情感的转变。海斯廷斯最初在乔尔·拜拉姆牧师的监督下接近这里,寻找住处的过程受到宗教焦虑与体面问题的支配。随后,他在修道院前注意到瓦朗蒂娜·蒂索,又通过相邻的艺术世界遇见福克斯霍尔·克利福德。后来,瓦朗蒂娜直接问海斯廷斯,他爱慕她已有多久,从而揭示出这些表面随意的相遇已经发展成持续的情感关系。这个问题赋予地点一种回溯性的力量——看似安静的街区,实际上正是观察逐渐转化为依恋的场所。

叙事意义

田野圣母街体现了全书反复出现的不稳定中间地带。它位于贵族中心之外,却并不声名不佳;毗邻拉丁区,却没有被其吸收;与修道院相联系,却由艺术家和外国寄宿客居住。它的社会意义并非由某个单一的主导机构界定,而是在这些对比中产生。

作为叙事场景,它使不同世界彼此接触,却没有完全融合。宗教权威通过乔尔·拜拉姆牧师进入;侨民家庭生活通过美国寄宿公寓进入;艺术文化通过福克斯霍尔·克利福德和理查德·奥斯本·埃利奥特进入;恋爱则通过海斯廷斯与瓦朗蒂娜·蒂索进入。街道的安静使这些交汇清晰可见。它并不只是巴黎生活的背景,也是全书对那些处于不确定边界之人的迷恋的一种空间表达——他们介于国家、语言、阶级、道德规范和归属形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