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特兰蒂斯》
《傅科摆》《新亚特兰蒂斯》是弗朗西斯·培根描绘想象中的学问与发明的作品，但在小说中，它又获得了第二重生命，成为被征用来佐证阴谋策划者隐秘历史叙述的文献。书中的所罗门之家是收集人类发明之地，由此成为连接培根、玫瑰十字传统与圣殿骑士传统，最终又连接到安置圣马丁修道院教堂内的傅科摆的现代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一环。小说区分了书中文字所载的事实与“计划”日益自信、且常常是虚构的解读。
培根、玫瑰十字运动与“计划”
人物所讲述的阴谋史把培根说成约翰·迪伊的继承者，也是据称存在的英国圣殿骑士团圈子的核心人物。叙事本身标示出证据与断言之间的差距——严格说来，培根并未在《新亚特兰蒂斯》中点名提及玫瑰十字会成员。相反，约翰·海登后来将这部作品改写为《圣地》，并加入了他们。阴谋策划者不理会这一区别，把后来的插入内容当作证明培根原文有此说法的依据。这一做法体现了他们的方法——把相似之处或后来的关联提升为古代联系的证据。
培根据称的重要性也与政治和仪式性事件相连。这一叙述将他与加强英德圈子关系的努力，以及1613年詹姆斯一世之女伊丽莎白与莱茵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婚礼联系起来。鲁道夫二世去世后，阴谋论叙事把想象中的中心从布拉格转移到海德堡；它称婚礼庆典充满圣殿骑士团的寓意，并将培根描绘成一场神秘骑士表演的组织者。这些说法使《新亚特兰蒂斯》不再是一部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成为所谓传承中的一环；培根被置于迪伊之后，成为英国圣殿骑士团团体的大团长。
书本身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尤其方便的联系点。书中把所罗门之家描述为收集人类发明之地。按照“计划”的逻辑，这个机构不只能代表一项求知计划，还可以被解释为一个隐秘的权力与知识中心。因此，阴谋策划者的解读依赖于一种巧妙的含混转换——作品中想象的机构被当作线索，指向他们早已预期存在的秘密组织。
所罗门之家与工艺美术博物馆
小说在巴黎为这种联系安排了一个实体对应。卡索邦指出，圣奥尔本斯的一位院长也曾担任圣马丁-德-尚修道院教堂的住持，而后来工艺美术博物馆就设在这座修道院内。接着，他引用同一年通过的两项国民公会措施——一项授权公共教育委员会印行培根全集；另一项则规定建立一所仿照《新亚特兰蒂斯》中所罗门之家的工艺学校，用以汇集人类发明。
贝尔博将这条联系引向奠定小说情节核心的物件——傅科摆安装在工艺美术博物馆内。在这一连串叙述中，书中想象的收藏机构、现实中专门从事工艺的机构，以及摆锤，在诠释链条中依次出现。按人物的说法，历史措施确实确立了培根与这家机构之间的关联；阴谋论式的跳跃，则是把这种关联纳入“计划”。其效果并非简单揭示“计划”为真，而是展示一个可信的联系如何被不断延伸，直到看似足以证实一整套隐秘历史。
一再被改写的文本
故事中改写《新亚特兰蒂斯》的手法，也反复出现在人物对其他政治与阴谋论文献的讨论中。人物把《锡安长老会纪要》说成一部伪造文本，是通过流传和改动早期材料拼凑而成。他们追溯其据称的脉络，涉及莫里斯·若利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对话作品、一份被归于苏埃名下的文献，以及那些把已有政治指控转向新目标的人。在他们推测性的重构中，拉奇科夫斯基改动了一份与埃利·德·西翁有关的小册子，以犹太人取代维特，从而帮助制作出一份可被当作证据传播的文本，而它所证明的恰恰是文本自身捏造的阴谋。
这一模式照亮了此前对培根著作的处理。海登在改写《新亚特兰蒂斯》时加入玫瑰十字会成员，并非同一种政治伪造，却施行了相关的操作——后来的材料被并入早期文本，改写后的版本又被用来支持关于过去的主张。小说中的阴谋策划者反复模糊原文、改编、引文与猜测之间的界限。这种不稳定性正是“计划”具有吸引力的关键——一份文献不必确切写出他们所声称的内容，只要能征用另一份文献、较晚的版本或据称存在的历史联系，使人觉得它仿佛确实写过那些内容即可。
发明、权力与历史伤害
当谈话转向反犹阴谋论时，小说鲜明揭示了这种诠释机制所带来的政治危险。人物将《锡安长老会纪要》描述为由二十四项宣言组成，其中包含相互矛盾的主张——一方面谴责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建议利用自由主义煽动混乱；同时还描绘了控制政府、挑起战争以及操纵社会冲突的阴谋。文本自相矛盾，并未阻止它被用作政治武器。相反，伪造出来的权威使偏见得以伪装成对隐秘设计的发现。
当一名人物把“计划”延伸到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时，同样的危险变得触目惊心。他谎称，对受迫害者进行官僚式迫害和杀害，是为了寻找一条隐秘线索，而据说只有找到这条线索，才能定位地脉和空心地球的中心。这并非对历史的解释，而是“计划”能够将任何事件征用为佐证的极端例子。这种说法把大规模苦难转化为幻想的证据，也展示了阴谋论式的模式构造如何抹去受害者的真实处境。
与这种破坏性用法相对，《新亚特兰蒂斯》仍是小说的虚构叙事与历史叙述交汇之处。书中的所罗门之家把关于汇集发明的文学构想与巴黎的一家真实机构联系起来；后来的改写和人物的臆测，又为这种联系附加了秘密政治含义。这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证明“计划”，而在于揭示文本如何通过改编、选择性阅读，以及让每一段历史碎片都归入同一个故事的欲望，获得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