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万密文
《傅科摆》普罗万密文据称是一份中世纪文献，阿尔登蒂上校关于圣殿骑士团历经数百年的计划的说法，正是围绕它逐渐成形的。那串密码短语似乎规定了六个团体、六个会面地点，以及一连串继任的大师；多年后重新阅读时，它又把卡索邦和贝尔博引入一个将圣殿骑士团、玫瑰十字会成员与现代历史联系起来的模式。然而，这份密文从来不是一份稳定且能自我证明真伪的原件——它的权威性取决于抄本、假定的密码，以及愿意自行补足关联的读者。莉娅后来提出的另一种解读揭示了这种依赖，而“计划”更广泛的影响则表明，怀疑重重的文献也能通过信念产生真实后果。
实物记录与据称的来源
阿尔登蒂上校展示文本时，拿出的是一份影印件而非原件；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原件继续磨损。卡索邦指出，英格尔夫制作的影印件并非羊皮纸本身，而且可能有抄录错误。阿尔登蒂回答说，原件不复存在时，最后一份抄本就是原件；他还坚称，英格尔夫的抄录必定无误，因为他看不出事实怎么可能不是如此。这番对话揭示了文献在证据上的根本问题——上校把确信当作文本准确无误的保证，而文本可能出错的可能性却被搁置，并未得到解决。
卡索邦记得，那页纸是一张泛黄褪色的热敏纸影印件，夹在一个小塑料文件夹里，和他的其他文件放在一起。上面有两段文字，而非一段——第一段字迹密集，占据半页；第二段则由若干诗句片段组成。这个物质细节很重要，因为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一件完整的中世纪文物，无法由它自行确证其历史，而是一张脆弱的抄本；它表面上的古老性与权威性，都要经由保存和转录才得以传递。
密码与表面上的指令
阿尔登蒂将第一段描述为恶魔式的连祷，是对一种闪米特语的戏仿。他把据称属于圣殿骑士团的密码与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联系起来，并称特里特米乌斯的密码系统包括四十种主要方法和十种次要方法。按照其中一种主要方法，只取每个词的首字母，会得到另一串无法理解的文字。随后，阿尔登蒂转而使用一种以转盘表示的次要方法——每个字母都替换为前一个字母，A变成Z，B变成A。他声称，只要逆向操作，就能还原出一句法语，宣布三十六位隐形者分为六个团体。
对阿尔登蒂来说，这句话不只是密码破译的结果，更是在宣布一个秘密组织已经成立。他解释说，使用秘密语言是一种仪式，并将这份密文解读为圣殿骑士团所作，认为他们确信自己的密码坚不可破。这种解读从所谓的破译结果进一步推断出动机和组织意义，然而，解出的文字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些说法。随着人们重新阅读文献，密码表面上显示的内容与阿尔登蒂以此为基础构建的解释之间的区别，变得至关重要。
后来的重构将这份密文描述为以密码短语开篇，后接简短的片段。其中一行留存下来的文字被译作“iceste est I ‘ordonation”，更广泛的破译则提供了一份时间表和一系列目的地。贝尔博和卡索邦把它读作一项日期为1344年圣约翰夜的命令——六封密信交给身穿白袍、寻求复仇的再犯圣殿骑士。据称，指令要求设立六个团体，分驻六个地点，并由六位大师依次接任，每次交接间隔二十年，合计一百二十年。地点首先是城堡，随后依次是被释读为“吃过面包的人”之地、“避难所”、“河那边的圣母”、“波佩利坎派之家”以及“石头”之地。
从文本到历史计划
密文表面上提供的时间表，使人物得以整理散落各处的历史线索。卡索邦和贝尔博把第一个团体的目的地“城堡”与1357年圣殿骑士团在托马尔的存在联系起来，并追问其余团体可能去了哪里。卡索邦的联想链从苏格兰跳到高地、德鲁伊仪式、圣约翰夜、夏至、圣约翰之火，继而联想到《金枝》。在这里，文献与其说是一份完整的行程，不如说是一个引子——文本中的空缺引人猜测，而每一种猜测又创造出新的联系点。
贝尔博进一步把这套系统扩展成一连串大团长。在他的重构中，第一批大师从1344年开始；每个团体都有六位大师在一百二十年间依次接任；1464年，托马尔的第六位大师与英格兰团体的第六位大师会面。接下来，这条链条安排英格兰与法国的第十二位大师于1584年会面；如果与保禄派的会面未能实现，1824年还应另行赴约。这些日期让所谓的计划显得规模宏大而且机械精确，但这种精确性依赖于人物根据一份残缺密文推演出来的序列。
贝尔博还解释了为什么各个团体不能简单地修补断裂的联系，或重建缺失的部分。他说，每位大师都知道如何找到下一个团体的大师，却不知道其他团体的情况；后来的团体也无法找到更早的大师。如果德国人失去与保加利亚人的联系，他们也就无法因此找到耶路撒冷人。据称，这份密文还被刻意拆分，使得哪怕只缺少一个片段，全文都会变得无法理解；而单独持有缺失片段也毫无用处。这种防护机制将记录中的空缺变成所谓计划的一部分——找不到证据，不再被视为怀疑这套安排的理由，反而可以被解读为其保密性的证明。
重新评估与文献的后续影响
莉娅后来推翻了那种把文本变成中世纪大师计划证据的解读。她说自己花了两天研究第二段文字，并查阅了安布罗修图书馆和特里武尔齐亚纳图书馆收藏的特里特米乌斯著作。她提出的另一种解释从年代和语言入手——如果密文使用的是特里特米乌斯的密码，那么它必定晚于特里特米乌斯；而她认为，有关三十六位隐形者的说法，属于十七世纪的文风，那正是玫瑰十字会成员现身巴黎的时期。她没有得出玫瑰十字会成员继承圣殿骑士团计划的结论，而是倒转推论——英格尔夫或许是赫尔墨斯密信和密码术的爱好者，他偶然发现普罗万文本，注意到数字三十六和一百二十，并将一句听起来像玫瑰十字会宣言的话编成密码，当作练习。卡索邦承认这个解释构思巧妙，却指出它和阿尔登蒂的说法一样，都无法得到更多证实。
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并未阻止密文发挥作用。卡索邦和贝尔博以它为依据，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团体四散各地，大师依次继任，而一旦找回秘密，发现者便可能成为世界之王。他们的方法依赖于把万事万物彼此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假装相信的习惯可能与真正的信念难以区分。小说所批判的并不只是文献可能是伪造的，更在于一种诠释体系能够同时吸收支持性的细节和缺失的环节，使文献看起来像是在证实那些早已影响其解读的假设。
因此，这份密文正处于虚构与后果的交界处。卡索邦后来承认，三人编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计划，但其他人却信以为真，并把自己那些混乱的神话体系中的片段，认作计划所谓历史的一部分。一旦他们依照这套结构采取行动，虚构便获得了现实影响——这个虚构的计划诱使人们四处寻找它的地图。普罗万密文始终未能确凿证明阿尔登蒂声称自己发现的那场古老阴谋。它的重要性在于，它那些含义不明的文字能够被用来生成一部令人信服的历史；而对隐秘解释的渴望，能让这部历史产生实际后果，即使它的来源仍然疑点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