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菲亚电脑

《傅科摆》

阿布拉菲亚是安装在加拉蒙出版社办公室的电脑,既是一种新的研究工具,也是小说日益热衷于储存信息的象征。它以与字母组合相关的卡巴拉学者阿布拉菲亚命名,属于一个数据可以编目并检索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积累和关联并不能保证理解。

安装与命名

电脑正在安装的那个早晨,卡索邦来到加拉蒙出版社。贝尔博和迪奥塔莱维正全神贯注地争论上帝的名字,而古德伦则看着工人们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新事物搬进办公室,四周堆着越来越积满灰尘的手稿。这种对比让电脑置身于旧文本藏品与新机器之间——它并未取代手稿,而是加入了办公室里原已拥挤的知识生产与整理工具。

贝尔博立刻把金属史研究的计划交给卡索邦,并安排他阅读文本、寻找插图。他还指引卡索邦前往米兰以外的图书馆和收藏机构,包括慕尼黑的德国博物馆和巴黎的工艺美术博物馆。电脑的到来恰逢一项研究工程启动,其材料将从许多地方搜集而来,但这段叙述并未声称阿布拉菲亚本身替卡索邦开展研究或解答问题。

信息、文件与关联

卡索邦自己的积累体系早于电脑。在创办研究业务时,他就保存交叉索引卡片,并拒绝丢弃信息;一个主题的碎片可以通过联想引出另一个主题,比如他从香肠联想到柏拉图的那条链条。他奉行的原则是,没有哪条信息高于其他信息——力量来自把一切存档,并在条目之间发现关联。相比之下,小说将贝尔博描写为电脑上市时率先采用电脑的人。

这种并置赋予阿布拉菲亚在小说知识论述中特定的位置。这台机器扩展了卡索邦早已手动实践的信息储存与检索文化,而电脑的名字则让人联想到一种重新组合的传统。然而,卡索邦对关联的信任,也正是使零散片段能够被用来服务于强加模式的方法。这台设备可以储存信息;但仅凭这一点,它无法分辨真实关联与看似有说服力却缺乏依据的关联。

贝尔博的片面档案

后来,卡索邦翻阅阿布拉菲亚的文件,试图重建贝尔博与洛伦扎·佩莱格里尼之间发生的事情。记录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关于与瓦格纳博士共进晚餐的文件没有日期,卡索邦因此无法确定它发生在他所设想的那个夜晚之前还是之后。电脑保存了痕迹,但这些痕迹缺乏足够背景,无法建立可靠的时间顺序。

这一局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卡索邦查阅这些文件并非为了查看中立的目录——他试图凭借不完整的证据弄清贝尔博的私人关系。阿布拉菲亚的档案提供了材料,却没有提供确定性。因此,它保存和检索记录的能力非但没有消除拥有信息与知道发生过什么之间的区别,反而使这种区别更加鲜明。

副本与真实性的限度

小说对记录和原件的关注,也体现在对阿尔登蒂上校影印件的讨论中。阿尔登蒂将其作为一份文本呈现,并称自己不愿再让原件继续磨损。卡索邦指出英格尔夫的副本并非原始羊皮纸,并提出抄录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阿尔登蒂回答说,当原件已不存在时,最后一份副本就是原件;他还坚持认为英格尔夫的抄录必定属实,因为他看不出真相还有其他可能。贝尔博驳斥了这种推理,并要求查看副本。

这一段明确揭示了电脑档案功能中隐含的危险。记录即使得到保存或复制,也不会因此自动成为真实可靠的记录;对某种解释的确信,也无法弥补传递链条的断裂。卡索邦后来的叙述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英格尔夫本人可能把这则信息编码成一道谜题,使用了与十七世纪玫瑰十字圈子相关的短语和特里特米乌斯密码。阿尔登蒂视为古代证据的文件,或许其实是现代伪造品。阿布拉菲亚也属于这个被媒介传递的知识问题——它并非错误的起因,却置身于一个让读者追问档案、抄本与密码文本究竟能证明什么的叙事之中。

叙事意义

阿布拉菲亚的意义在于技术能力与阐释之间的张力。它的安装标志着办公室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转变,而卡索邦的索引卡则表明,积累与联想的深层习惯早已存在。电脑可以让档案触手可及,却无法补上缺失的日期、核实抄录内容,或确保某种关联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在一部模式搜寻可能演变为构造阴谋的小说中,阿布拉菲亚与其说是神谕,不如说是一种实体工具;其内容如何理解,仍取决于使用者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