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时期
《1919》俄国革命时期进入小说的方式,主要是作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前景,而非对俄国事态的持续叙述。它的存在通过零散的标题、关于起义蔓延的报道,以及人物之间的争论呈现出来;人物们对于革命究竟预示着战争终结,还是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延续战争,各持不同看法。这种间接而不稳定的呈现,使革命既成为一种政治可能,也成为一个早已容易受到谣言、耸人听闻的报道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影响的话题。
标题与未明局势
一段仿新闻短片的叙事,将“苏维埃统治必将被推翻”的说法与其他突兀的公共新闻片段并列。另一条标题宣称列宁遭托洛茨基枪击,随后接着出现“醉酒斗殴”这一说法。这种并置没有提供连贯的叙述或证实;相反,革命以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进入读者视野,与许多其他新闻混杂在一起,其看似关键的转折被压缩进同一股断续的公共信息流中。
这些标题斩钉截铁而极端的口吻,与周围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形成对照。苏维埃统治即将垮台的宣告,与后来有关承认苏维埃政权以及国际动荡蔓延的讨论并存。因此,小说赋予新闻自身的戏剧力量,同时也展现出单凭一条标题,根本无法确定多少未来走向。
革命作为战后争论
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埃德·斯凯勒告诉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意大利预计会在五一节发生革命者夺取工厂的行动。他描述了一连串在他看来可能继匈牙利和巴伐利亚之后发生变革的国家——奥地利、意大利、普鲁士和法国。他还报告说,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对付俄国人的美国军队已经哗变。这些说法是埃德转述自己听闻的消息,而非全知视角下的编年叙述;其紧迫感源于他坚信动荡已成为国际性的现实,而且迫在眉睫。
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反驳了埃德对革命能够摆脱战争的信心。他认为,战争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革命是战争转而向内——枪杀对手无法制止暴力,只会让暴力重演。埃德说,自从见过意大利国王后,他便放弃了保皇主义,如今却开始考虑独裁者出现的可能。他们的争论揭示了革命期待本身的分歧——在一位旁观者看来,起义或许意味着解放;在另一位看来,它却是通往强制统治的又一段历程。两人怒气冲冲、醉醺醺地结束了这一夜,直到后来才恢复较为轻松的交谈,但政治分歧始终没有解决。
苏维埃政权获承认、石油与权力
在巴黎,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询问总统是否会承认苏维埃政权。埃德加·罗宾斯回答说,他赌总统会予以承认,并相信可能会派出非正式使团;但他随即又以石油和锰矿为条件,对这一前景加以限定。他的话题从苏维埃政治转向围绕资源展开的战略竞争——他谈到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占领,并指出阿塞拜疆巴库或许会成为未来的石油都会。在他的叙述中,关于俄国的理想主义言辞无法与石油、矿产和帝国影响力分割开来。
这段对话拓展了俄国革命的政治地理范围,却没有把它写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俄国篇章。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苏维埃政权是否会获承认,成了一个由美国人的提问和埃德加·罗宾斯以资源为中心的回答展开的话题。因此,衡量革命的国际意义,不仅要看苏维埃统治的命运,也要看各方势力如何盘算承认、获取资源和掌控局势可能意味着什么。
地方激进主义与革命前景
在别处,叙事展现了工人如何基于阶级团结采取行动,却没有明确说这些行动是俄国革命的后果。在一个建筑工地营地,尼克·吉利告诉本·康普顿,老板在工时上欺骗了工人,随后本便加入罢工。当雇主嘲讽本不分族裔、与工人团结一致时,本坚持站在自己的阶级一边,因此遭到解雇。这一幕将政治激进主义植根于具体的职场冲突——围绕工时和工资的争执,成为对尊严、忠诚以及雇主权威的考验。
伐木工人的叙述同样把工业民主呈现为一套具体纲领。组织者要求支付真正的工资,而非公司代币;他们还要求干燥的衣服、像样的宿舍、有营养的食物和八小时工作制。与此同时,木材业主自称爱国者,并着手将激进分子赶出营地。这些段落把革命话语置于战后仍在持续的劳工与权力斗争之中。它们并未证明俄国革命直接导致了美国罢工;相反,它们展现了这样一个世界——有关工人掌权的呼声与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同苏维埃动荡的报道一道流传。
叙事意义
小说对俄国革命的描写以对照为基础——预言苏维埃政权将垮台的说法、耸人听闻的暴力报道、关于革命与战争关系的辩论,以及一场让资源利益笼罩外交理想主义的谈话。小说没有将这些彼此竞争的说法归结为单一判断,而是让它们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革命由此成为衡量战后世界如何理解政治变革的尺度——有时被视为解放,有时被视为暴力的再度降临,有时则通过国家与市场的战略盘算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