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

1776年是现代伊索式寓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托马斯·蒂尔惠特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布里乌斯的论文，同时出版了一部以跛抑扬格格律写成的巴布里乌斯寓言集，所据底本是一部藏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手稿。他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作者归属之争；这场争论源于人们认识到，冠以伊索之名的寓言经由许多不同的人和时代传承下来。

巴布里乌斯问题

该寓言集的序言将伊索经久不衰的重要性与现存作品集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区分开来。伊索寓言最初以口述方式讲述并流传；后来的作家和编纂者对其加以保存、改写成诗、翻译和改编。因此，序言并未将巴布里乌斯单纯视为伊索的竞争者，而是认为他可能是与伊索相关寓言的收集者和文学传承者。

支持巴布里乌斯的论据逐渐从文本线索中发展起来。内韦莱曾提出，归于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德斯名下的寓言集不可能由伊索创作，并以其中提到僧侣以及引用《圣雅各书》诗句为据。弗朗西斯·瓦瓦索尔又补充了来自较晚词汇的证据，其中包括用“比雷埃夫斯”称呼雅典的港口。17世纪后期，理查德·本特利认为，许多现存寓言只需稍作措辞改动，便可改写为与巴布里乌斯相关的跛抑扬格格律。他的主张超出了当时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进一步声称这些寓言的唯一作者是巴布里乌斯；这一立场引发了反对和争论。

蒂尔惠特的贡献

1776年，蒂尔惠特重新提出并捍卫本特利的论证。他的出版物将一篇关于巴布里乌斯的论文与一部以跛抑扬格格律写成的寓言集合为一体；该寓言集见于博德利图书馆的一部手稿。手稿证据为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文本依据——问题不仅在于后来的希腊寓言能否改写成符合巴布里乌斯格律的形式，也在于现存的巴布里乌斯相关材料与更广泛的伊索传统有何关联。

蒂尔惠特的研究属于持续进行的学术探索，并未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序言还称赞弗朗切斯科·德·富里亚出版了此前不为人知的寓言，这些寓言出自一部梵蒂冈手稿。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加强了这样一种观点——巴布里乌斯确实编集过寓言；但认为他是唯一作者这一更宏大的主张，仍超出了证据所能证实的范围。

从学术争论到手稿发现

1844年，梅诺伊德斯在阿索斯山的圣劳拉修道院发现一部手稿，为这场争论带来了新证据。手稿收录了巴布里乌斯寓言的跛抑扬格版本，分为两卷——一卷有125则寓言，另一卷有95则。这一发现证实了早期考证研究的重要性，也使一批数量可观的材料得以呈现。

乔治·科纽沃尔·刘易斯随后为这些重见天日的寓言编订文本，詹姆斯·戴维斯则将其译出。序言称巴布里乌斯是最早且最可靠的正宗伊索式寓言收集者，并以新发现的手稿作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此，在本书叙述的历史中，蒂尔惠特1776年的出版物处于重要的承前启后位置——它在阿索斯山发现提供直接手稿佐证的数十年前，便推进了支持巴布里乌斯的文本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