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社会秩序

利莫诺夫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秩序通过政治动荡与制度权力日常运作之间的碰撞呈现出来。随着共产主义瓦解,爱德华·利莫诺夫曾经挑衅性的怀旧转变为政治激进主义;他回到俄罗斯后,这位昔日的流亡作家领导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并遭到监禁。随后的监狱和劳改营并非同一种制度——它们以不同方式施加隔离、拥挤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而利莫诺夫则通过自律和对规则的务实关注来适应每一处环境。

共产主义之后的断裂

共产主义的瓦解,使利莫诺夫早先的形象与熟人后来所见的那个他分道扬镳。他曾以略带讥诮的怀旧口吻谈论苏联生活,似乎把赞颂斯大林当成一种挑衅。然而,政治秩序改变后,他支持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行枪决,便不再显得只是故作姿态。他长期缺席、辗转巴尔干半岛,并站在塞尔维亚一方作战,使他与昔日巴黎圈子及其新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显示,他在拉多万·卡拉季奇——一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叙述中称其为战犯——注视下向遭围困的萨拉热窝开火。

回到俄罗斯后,利莫诺夫创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电视画面中,该运动年轻的剃光头游行者以一种刻意刺眼的组合,让其挑战姿态显露无遗——举起的手臂、紧握的拳头、黑色服装,以及仿照第三帝国旗帜设计、却饰有锤子与镰刀的旗帜。他们的口号“斯大林!贝利亚!古拉格!”呼唤压迫性过去的回归。昔日受到资产阶级青年仰慕的朋友,如今站在一个将苏联象征与政治暴力纳入公共身份的运动之首。这种反差并未被归结为对个人转变的简单解释;叙述反而借利莫诺夫的一生,探究战后时期和后共产主义时期造就了怎样的可能性。

从政治领袖到囚犯

2001年,利莫诺夫因与武器走私及在哈萨克斯坦企图发动政变有关、但语焉不详的指控而被捕、受审并入狱。曾经赞赏他桀骜不驯的巴黎圈子,并未急于签署要求释放他的请愿书。因此,他被捕不仅体现了国家的行动,也进一步表明他与昔日环境的疏离。在这段叙述中,书中没有具体说明指控内容,却将监禁的后果写得十分真切——他从公共政治领导的位置,被带入由囚禁和监视支配的空间。

在莫斯科附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不确定性始于秘密状态。利莫诺夫和同伴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被控什么;他没有见过律师,不能接待访客,也不知道审判何时开始,或外面的人是否知道他身在何处。与叙述中描述的许多俄罗斯监狱不同,这里干净、洁白,也不拥挤,但其秩序建立在强制隔离之上。囚犯可以整天看电视,这种缺乏安排的日常生活可能逐渐陷入冷漠和抑郁。锻炼在屋顶上彼此隔开的围栏方格场地进行,嘈杂的音乐让囚犯听不见彼此。表面上的整洁和相对安全,并没有减轻制度造成的隔绝。

利莫诺夫坚持每天在户外活动半小时,以此抗拒这种隔绝,即使冬天气温低至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也不例外。其他囚犯躺在床上、看守以为清晨会一片安静时,他就在自己那块小小的混凝土地面上跑步,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还对着冷空气打拳。看守恼怒于自己不得不为了一个囚犯离开温暖的房间,却也对他的坚持和礼貌印象深刻。他们给他起的绰号“教授”,表明他的学识和沉稳的脾气如何在监狱日常中显现出来。自我训练让他反复进行一项并非由制度规定的活动,尽管这一切仍完全发生在制度控制的空间之内。

拥挤、劳改营劳动与适应

萨拉托夫与列福尔托沃的根本处境恰好相反。牢房原本供四人居住,却可能塞进七八人;利莫诺夫到达时,每张床都已有人占用。他没有抗议,接受了地板上的床垫;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认为后来者理应承受不便。这一举动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他的猜疑——他的名声兼有知识分子、政治犯和名人的色彩。他没有摆出身份架子,而是学着遵守共同生活的规则——做杂务、分享包裹、不说无用的话,还帮狱友写信或解填字游戏。他拒绝打牌和下棋,选择读书或写作,但独处并未妨碍他给予实际帮助。一周之内,其他囚犯便认为他是个好人。

叙述随后将劳改营生活与两所监狱区分开来。在恩格斯,利莫诺夫遇到一座劳改营,劳动被说成是改造手段,却往往毫无实际用途。大雨淹没建筑后,管理方要求每天三次点名时地面必须干燥,否则就取消电视。囚犯整天用喝水的玻璃杯舀走水洼里的水,水却不断重新涌出。利莫诺夫起初考虑用砌石的办法改善排水,随后意识到,这项任务不过是劳改营徒劳劳动传统的一部分——使人精疲力竭、意志消沉,本身就是其效果之一。他已年满六十岁,免于强迫劳动,但仍被禁止在晚上之前看书和使用记事本,还被安排打扫卫生。明明一小时就能完成的活,却给了四小时;他便把四排厕所逐一反复刷洗,没有试图靠白日梦逃避任务。

日常惯例所揭示的秩序

在这些环境中,后共产主义秩序并非主要通过抽象的政治描述来呈现,而是通过对空间、时间、沟通和劳动的控制来展现。列福尔托沃表面井然有序,却将囚犯隔离;萨拉托夫迫使他们通过共同生活的行为来应对拥挤;恩格斯则用毫无目的的劳动消磨他们。利莫诺夫的应对方式各有不同,却都体现出自律——他争取按照规定进行锻炼,接受地板上的床垫,遵守未成文的监狱规矩,并一丝不苟地完成荒诞的清扫任务。这些日常惯例让社会秩序变得具体可感,却没有把这些制度混为一谈。它们也使纯粹英雄主义的画像变得复杂——他的随机应变确实存在,但始终是在限制依然牢固的制度内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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