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围城状态
利莫诺夫萨拉热窝长期围困不只是军事对抗的背景——它成为政治判断的考验，一个选择站在哪里具有道德分量的地方，也是一处揭示受害者与施害者角色何其容易互换的现场。叙述将被围困的城市与发动攻击的阵地相对照，同时也质疑外来者讲述的那些令人宽慰的故事——无论他们讲的是哪一方。最鲜明的画面，是爱德华·利莫诺夫躲在机枪后，朝遭围困的城市开火。
城市及其公众形象
1992年春，塞尔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暂时停歇，战事转移到波斯尼亚。叙述者描述了他所熟悉的圈子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拉多万·卡拉季奇被视为恶人，而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被视为侵略的受害者，不久后，人们开始用种族灭绝的话语描述他们。萨拉热窝于是成为一个象征，代表着遭受攻击的和谐、多民族欧洲。叙述着重指出，这一形象受到外来者希望这座城市所代表之意义的塑造——城中居民可能被当作证据，卷入一场有关欧洲及其价值观的更广泛争论。
前往萨拉热窝捍卫这一理想的人，遇见的却是一座不那么象征化、也更加危险的城市。他们睡在遭轰炸的建筑里，无法洗澡；他们在狙击火力下穿过满目疮痍的街道。有些人明知自己可能活不过当天，仍然饮酒；有些人则坠入爱河。这种反差至关重要——这座城市对来访作家和记者的吸引力，并未让它所面临的危险变得虚假；它的象征意义，也没有抹去当地居民和在那里工作的人所承受的现实处境。
选择立场
叙述者思索自己不去那里的决定。恐惧是一个原因——他得知让·哈茨菲尔德被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火力击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也说，自己对神圣使命抱有戒心，尤其是对那些受到自己社交圈推崇的使命。他的不确定感还延伸到另一种可能——某个时代被视为普世的信念，日后或许会显得怪诞或错误。这种怀疑使他愿意听取质疑外来者捍卫民主与人权时那种笃定态度的论点，但并未替他解决眼前的政治抉择。
哈茨菲尔德的经历让这种不确定性有了具体形态。他最初本能地认为，塞族狙击手伏击他，是因为他是一名记者。在医院住了一年后，他回到萨拉热窝调查，最终得出结论——不幸的是，令他失去一条腿的子弹来自波斯尼亚民兵。这一反转使关于是谁开枪的最初说法变得复杂，却没有因此把对立各方变成道德上毫无区别的双方。
对哈茨菲尔德和让·罗兰而言，围城期间实际面对的选择，是留在被围困的城市里观察事态，还是从环绕城市的阵地上观看。他们选择较弱的一方——他们去的是炮弹落下的地方，而不是炮弹发射的地方。这一选择并不要求他们相信被围困者毫无过错，或围城者全都邪恶。塞尔人有一次挨打时，让·罗兰确实感到一种无可否认的满足；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叙述追随局势如何轮转，也追问那些决心关注受害者的人，必须如何在受伤者身份改变时作出调整。
证据、偏袒与反转
叙述没有让复杂性变成拒绝作出判断的借口。哈茨菲尔德和让·罗兰因将与自身观点相悖的事实置于突出位置而受到赞赏，但他们的开放态度并未使他们得出所有各方罪责相同的结论。决定性的区别既关乎道德，也关乎所处位置——围城期间，被围困的城市与包围它的阵地，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战斗见证地点。
后来的结果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叙述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持续起诉塞尔族战犯，而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方面的对应人员则只能指望本国法院给予他们预期中的宽纵。叙述还指出，战败的塞尔人在科索沃飞地中面临可怕处境。这些反转并未抵消围城期间原有的不对称；它们表明，曾经的施害者后来可能成为受害者，受害者也可能转而扮演另一种角色。因此，努力站在受害者一方，需要保持警醒，而不是永远效忠于某个单一的民族标签。
影片中的围城阵地
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从萨拉热窝公众形象的另一面切入这场战争。他对伦敦和巴黎将塞尔人说成纳粹继承者的言论感到不安，于是前去了解当地人的想法。他的纪录片拍下了音乐家在士兵帐篷外演奏手摇琴，唱着古老的歌谣，内容包括尘世战败、天堂获胜以及焚烧土耳其人的房屋。这些歌谣在乡村婚礼和儿童歌曲中回响，唱歌的孩子们身上带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几代人反复颂扬的英雄名字，已换成当代领导人，其中包括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姆拉迪奇。
帕夫利科夫斯基还拍摄了一场军事会议——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俯身查看地图，移动边界和人口分布，并商讨哪些条件可以让步。这一场景将两位领导人的决策，与正在里斯本、日内瓦和代顿展开的更广泛外交努力并置。帕莱原是为萨拉热窝奥运会兴建的滑雪胜地，后来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的首都——这个战时政治中心坐落在滑雪木屋和雪橇赛道之间。
帕夫利科夫斯基在帕莱的军官食堂注意到了利莫诺夫。他是周围契特尼克中的局外人，身穿皮夹克，外面套着南斯拉夫人民军大衣，带着一支7.65毫米手枪。拍摄影片时，利莫诺夫受邀采访卡拉季奇。两人随后在高地上会面；塞族炮兵阵地正从那里轰炸萨拉热窝，而这座城市位于盆地底部，因而容易遭到攻击。在迫击炮几乎持续不断的轰鸣和周围士兵的环绕中，卡拉季奇声称，塞尔人是在收复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领土。利莫诺夫恭敬地肯定了塞尔人的英雄气概，称他们正在对抗与他们为敌的十五个国家。
卡拉季奇朗诵了一首关于萨拉热窝烈焰的颂诗后，接着离开去接妻子的电话。一名看守机枪的士兵让利莫诺夫试一试。利莫诺夫来到武器后方，按照士兵的指示，朝遭围困的城市方向打完了一匣子弹。这段影像将文章关于位置与归属的问题浓缩成一个清晰可见的行动——利莫诺夫并非身处城内观察围城，而是从用于轰炸城市的高地上，短暂地参与其中。叙述对这一场景的描写，保留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反差——他的动作带着孩子般的急切，枪火却射向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