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快报》

《每日快报》被描绘成一份发行量巨大的报纸，能够把针对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的宣传活动变成公共丑闻和商业成功。该报的攻击将有关避孕、社会主义、堕胎和国家危机的说法糅合在一起，而随之而来的起诉则暴露出支撑其最具影响力指控的证据存在严重缺陷。后来一次对麦坎德利斯诊所的探访，让该报有了第二重角色——它不仅是指控者，其记者遇见的对象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媒体。

针对诊所的宣传活动

事情的直接背景是一本书，以及围绕避孕展开的公共争论。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在英国主要报纸上为《爱的经济》刊登广告，但该书只得到两篇正面评论——一篇出自无政府主义刊物上的盖伊·奥尔德雷德，另一篇则由石雕师兼字体设计师埃里克·吉尔发表于《新时代》。基督教会的教士谴责了书中关于节育的主张。与此同时，节育倡导者反对书中认为商业避孕用品有害健康的说法。因此，这本书遭到彼此意见相左的群体反对，只是各方反对的理由不同。

叙述称，比弗布鲁克从教会那里得到启发，利用针对麦坎德利斯诊所的宣传活动提高《每日快报》的发行量。该报的攻击并未局限于她的主张在医学上的合理性。它把她的思想说成对男孩品格和家长的威胁，并用煽动情绪的说法描绘避孕据称带来的社会影响。一篇此类文章刊出两天后，该报又发表一篇文章，将她的避孕方法描述成对国家的威胁，并把她在政治上与约翰·麦克莱恩、和平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联系起来。在这一叙述中，私人医疗实践被用来代表一系列范围广泛、令人恐惧的政治和人口变化。

另一篇文章称，这家诊所是一所掩盖堕胎教唆行为的社会主义慈善机构。《每日快报》指称，麦坎德利斯数十年来一直暗中教导贫困女性违抗自然、基督教和法律。这是这场宣传活动中最严重的指控，但印刷出来的指控与已证实事实之间的区别，成为后续事件的核心——报纸的说法本身并不能证明麦坎德利斯实施过堕胎。

指控与起诉

《每日快报》找来两名前诊所雇员，让他们宣誓作证，称麦坎德利斯曾训练女性相互为对方实施堕胎。他们的证词引发了公诉。然而，案件最终失败或未能完全得逞。后来发现，这两名前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该报贿赂，而且他们有智力障碍。这一叙述并未把这些事实视为单纯的程序性挫折——这些事实动摇了证人的可信度，而他们的陈述曾助长报纸的指控，使之演变成法律诉讼。

交叉盘问时，检察官坎贝尔·霍格试图利用证人的智力障碍对付麦坎德利斯，问她是否训练过许多智力障碍女性协助自己。麦坎德利斯回答说，她尽可能多地训练了这类女性。这场问答使检方试图抹黑她的做法，与其正在提出的指控纠缠在一起——她帮助那些可能被其他机构排斥的女性，这件事既可以被当作对她不利的证据，而报纸自身的证人和手段也同时受到审视。

因此，该报的宣传活动造成的后果不止于文章本身。它帮助将麦坎德利斯送上法庭，但诉讼程序并未证实她实施过堕胎。叙述还记载，该报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指控的影响力与证据支持之间的落差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场宣传活动被描述为商业上的成功——即使检方无法证实报道中的指控，丑闻仍能扩大报纸发行量。

后来的记者

两年后，《每日快报》又派了一名记者调查麦坎德利斯，或许是希望找到她非法实施堕胎的更确凿证据。然而，最后刊出的却是一篇简短的人物素描，显然是因为仍记得她的人几乎都以为她已经去世。记者发现，当地孩子称她为“狗女士”——她带着大小各异的狗在西区公园散步，其中一些狗身上缠着绷带。这一细节将焦点从此前宣传活动中耸人听闻的全国性指控，转向她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平常而可见的迹象。

通往诊所的路径和诊所内的房间呈现出一幅不同于该报早先指控的图景。入口位于一条后巷；小路旁长着大黄。候诊室里摆着笨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家具，尤其是一张覆有马毛织物的大沙发；墙上贴着苏格兰工人共和党的旧海报。一个带挂锁和投币口的箱子邀请病人按能力所及捐款，并告知任何挨饿的人应找麦坎德利斯求助，而不要偷窃。候诊者中有非常贫困和年迈的人，也有带着动物的孩子；记者到访时，只有一名孕妇。

诊疗室是一间以煤气灯照明的大厨房，炉灶上的汤正炖煮，动物则歇在角落里。麦坎德利斯坐在桌旁，桌上堆着书籍、文件和医疗器械。这一场景并未证实先前有关堕胎的指控。相反，它把医疗照护、贫困、食物、动物和政治归属置于同一个工作空间，使记者得以记录具体见闻，而此前的宣传活动依赖的却是笼统指控。

与媒体的不自在交锋

记者坐到麦坎德利斯对面时，她立刻认出他是报社记者，并问他是否为《每日快报》工作。这个问题表明她知道该报此前对她的追逼；这次相遇并非由记者掌控访谈开场，而是由受访者认出了门口来者所属的机构。叙述并未证明这篇后来的文章弥补了先前宣传活动造成的伤害，而且它称这篇报道很短，并非一篇全面重新评估她的长文。

有人请麦坎德利斯给英国青年留句话，她爽快地表示可以回答，但要收五英镑，并要求先付款。随后，她从身旁的一堆书中拿出一本小开本的精装《爱的经济》递给记者，并把他送出了门。这场交锋把采访变成了一笔交易，也让记者带着那本曾助长该报宣传活动的书离开。这并未使报纸与麦坎德利斯的权力变得平等——《每日快报》能够动员大量读者并助推起诉，而她只能掌控这次短暂相遇的条件。但她确实利用这有限的掌控权，将记者索要的留言引向了自己的著作。

叙述指出，除街道名录中的姓名和地址外，这篇文章是1925年至1941年间有关麦坎德利斯的唯一记录。因此，《每日快报》成了记录她后来公共生活的重要、尽管并非毫无问题的载体。该报最初的宣传活动放大了并不构成证据的指控；后来派出的记者则留下了对她的诊所及其直接回应媒体的详细一瞥。这两种角色共同使该报成为故事中一场争论的一部分——究竟谁有权描述麦坎德利斯——是把她塑造成国家威胁的机构，还是展现她工作当地情形的观察与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