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受法律约束原则

君王受法律约束原则，是小说衡量合法统治与不受约束的王权之间距离的标准。玛格丽特·波尔主张，国王必须像其他人一样遵守法律；但她身边的政治与宗教危机表明，亨利八世正在宣称自己有权制定法律并界定何为真相。即使这一原则的实际约束力日益减弱，它仍是一项道德与法律标准。

原则承受压力

当玛格丽特请求托马斯·莫尔爵士为她的儿子蒙塔古出面，并坚称他是无辜的，法治原则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她警告说，不应让国王的顾问告诉他，法律可以任由他处置。她担忧的不只是儿子是否犯了罪，更在于国王能否把法律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惩罚威胁自己的人。托马斯·莫尔承认这一原则，却回答说，亨利正在学会自己制定法律。他以一头长大、不再是幼狮后便无法受人指挥的狮子作比，刻画出其中的危险——王权一旦学会运用权力，便可能抗拒本应约束它的限制。

这场冲突也可追溯至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亚瑟王子的婚姻争议。有人要求玛格丽特证实，亚瑟每周都会被带到凯瑟琳的房间；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曾有这些会面，却不能单独确定婚姻是否圆房。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声称婚姻未曾圆房，可能使亨利得以请求教宗特许，迎娶兄长的遗孀。玛格丽特·博福特认为，支持凯瑟琳的说法会威胁她的儿子及其王朝，因而要求玛格丽特确认凯瑟琳既已成婚，也已圆房。这一事件显示，关于证据、宗教管辖权与王朝利益的相互冲突主张，如何汇聚于一个法律问题之上。

王权与教会

王室接管教会时，这一原则受到最直接的考验。蒙塔古告诉玛格丽特和玛丽公主，教会已经向国王屈服——在英格兰，教宗将不再受到理会，亨利将亲自统治教会。玛丽意识到这一变化波及甚广，追问国王是否已将教会的财富、法律和法庭据为己有。这里呈现的权力转移并非狭义的行政变动，而是扩大了国王决定哪些机构可以审判他的权力。

1534年春，在威斯敏斯特宫，托马斯·克伦威尔向聚集的贵族宣读继承誓言。叙述者知道，教宗已裁定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有效，并认为亨利应当与妻子共同生活。然而，教宗尚未将国王绝罚，因此贵族们只能自行决定该如何行事。国王的立场是，教宗权威不适用于英格兰；实际上，他的宣告使妻子不再是他的妻子，使新王后成为合法王后，也使她的女儿成为公主。这段叙述将正式宣誓与叙述者对婚姻的认知并置，并明确指出核心危险——国王声称自己不仅能在法律之下统治，还能界定法律本应描述的现实。

良知、誓言与失信

托马斯·莫尔拒绝按原文宣誓，使这场冲突带来了个人代价。他本愿意签署修订后的版本，也表示自己不谴责签署现有版本的人；但若按原文宣誓，他便会违背良知。亨利曾向托马斯·莫尔保证，绝不会让他面临这样的考验；这项承诺遭到违背，令王权显得不守法律，不仅体现在公开宣告上，也体现在对个人承诺的处置上。后来，玛格丽特回到比沙姆，因觉得自己行事怯懦而心绪不宁；与此同时，托马斯·莫尔和约翰·费舍尔被关押在伦敦塔。她的反应将合法治理这一抽象问题，与个人必须决定自己能够如实承认什么的沉重负担联系起来。

因此，这一誓言考验的不只是对新安排的服从。它要求贵族们尽管面对教宗相反的裁决，仍接受国王对婚姻与继承的说法，同时让每个人自行决定良知所容许的选择。在这场争执中，法律既不是单一且毫无争议的权威，也不是中立的程序——王室宣告、教会权威与个人良知各自提出相互竞争的主张，而亨利日益增长的权力决定了哪种主张能够得到强制执行。

继承与主权的限度

都铎王朝对继承人的迫切需求，使法律之争更加尖锐。亨利告诉玛格丽特，她将抚养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但婴儿后来被发现死在摇篮中。再后来，凯瑟琳临产时，宫中上下希望一个儿子或许能恢复她的地位，并消除外界对她生育能力的疑虑；孩子却是死胎。这些丧子之痛本身并不能构成法律论据，却说明了婚姻与继承为何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分量——王朝的未来取决于国王权力无法支配的身体与出生。

亨利对主权的表述，与这种脆弱处境形成对照。教会屈服之后，他采用了帝王式的“陛下”称号；然而，悲痛却使他不得不依靠侍从扶他就寝。他崇高的称号宣示了一种近乎皇帝的权力，但他的痛苦也显露出王位之下凡人的一面。君王受法律约束原则，仍作为一种相反的主张存在，抗衡国王统治教会并界定继承安排的企图；小说的张力，正来自这一原则与亨利实际能够行使的权力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