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作为故乡

“信仰作为故乡”这一观念认为，即使失去实际居所，精神上的归属感依然能够延续。在莫洛奇纳殖民地，这一观念既带来慰藉，也成为行动的准则——当妇女们面临离开的压力时，她们争论留下是否会背弃自己努力守护的信仰。她们离开并非简单地拒绝宗教，而是试图将信仰所要求的责任带出殖民地。

殖民地之外的信仰

当妇女们为小米普唱歌时，奥古斯特·埃普静静聆听，想起自己的父母、童年和信仰。这些回忆汇聚于一个事实——他已没有可以返回的故乡；与之相对，信仰仍是一处可供归属的所在。这一刻将私人记忆与妇女们即将离开莫洛奇纳殖民地联系起来——家园可能作为疆域与社群而失去，但离开的人仍可以延续对宗教的依恋。

这种区分赋予了这一观念强烈的情感力量，却没有让离开变得轻松。妇女们被要求考虑在外部世界生活，而她们对那里一无所知。正如彼得斯主教所解释的，殖民地的男性领袖期望被监禁的袭击者返回，并要求妇女们宽恕他们；他们把宽恕说成确保所有人进入天堂的必要条件。如果妇女们拒绝，就必须离开。她们只有两天时间组织应对。在这样的处境下，信仰既是归属感的来源，也是笼罩着这一决定的压力之一。

将离开作为宗教实践

阿加塔·弗里森认为，留下会使妇女们暴露于暴力冲突之中，并可能使莫洛奇纳殖民地变成战场。在她看来，和平主义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实际的考验——明知暴力可能施加于自己，或自己可能产生报复的念头，却仍留在原地，这与门诺派对和平的承诺相冲突。因此，离开能够保护她们践行这一承诺的可能，而不是放弃它。

奥娜·弗里森关于距离的论点，帮助阿加塔将离开视为获得不同视角的方式。保持距离后，宽恕、同情与爱或许才有可能，而不必在迫近的威胁下被强求。阿加塔还认为，身处险境的妇女所给予的宽恕可能是被迫的，而非真诚的。相较之下，离开可以让她们践行和平主义、爱与宽恕，并把这些价值观教给孩子，即使她们父亲的期望与此相反。

因此，这一观念的关键在于宣称信仰与践行信仰之间的区别。对阿加塔而言，妇女们有责任保护自己和孩子，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受造物；她们也有责任以非暴力作见证。在这一叙述中，她们的集体决定并非在信仰与摆脱信仰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争论哪条道路更能体现信仰所要求的价值。

圣经、权威与集体判断

萨洛梅·弗里森质疑以圣经为依据要求妇女顺从的说法，并指出妇女们无法阅读圣经，而且丈夫告诉她们，圣经命令她们服从。她的论点揭示了宗教权威与接触经文之间的落差——一条被说成出自神意的规则，也可能取决于援引它的男性如何解释。她暗示，妇女们不必然是违背圣经而离开，因为她们从未被允许自行查阅其中的内容。

阿加塔以妇女们共同承担的母亲责任，以及她们对信仰、爱、和平和永生的理解，为她们的决定提供依据。她描述本能、理智与灵魂共同发挥作用，而非将母亲的关怀视为与理性或精神判断相对立。保护孩子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妇女们已经商议什么对孩子最好，并打算贯彻这一决定。因此，信仰作为故乡不仅存在于内在信念之中，也体现在一个社群共同诠释并践行自身责任的努力之中。

离开与可随身携带的归属

当妇女们同意天黑后离开时，这一决定有了具体安排——她们将避开乔蒂察殖民地和希亚克耶克殖民地，以免被人看见经过。她们离开莫洛奇纳殖民地是有计划的，而不只是想象。奥古斯特·埃普准备了一张地图，将它藏在一大块奶酪外面，再用牛皮纸包好；合作社保险箱则被放在格蕾塔·洛文的马车后座下方，旁边还有洋葱、肥皂，以及可在泥泞中增加牵引力或用作引火物的木块。

这些物资并未解决妇女们在殖民地之外会遭遇什么，但它们展现了带领一群人走入未知所需的实际准备。与藏好的地图和旅途物资相对，信仰提供了另一种延续性——它无法指引路线，也无法保证安全，却能在人们离开熟悉之地后继续成为身份认同的来源。离开使故乡这一观念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同时也留下了流亡所带来的代价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