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试图为犯下谋杀罪的仆人求情，想使他免受即将到来的惩罚。求情始于同情——维特认为囚犯的绝望与自己的相似，并把这桩罪行视为情有可原。求情以遭到拒绝告终——法官坚持不能搁置常规法律程序，阿尔伯特也支持这一立场。这次相遇使维特对另一个男人痛苦处境的私人认同，转变为一场围绕法律、责任与同情限度的公开冲突。

背景与认出囚犯

维特走近村民聚集的一家客栈时，一群手持武器的农民带来一名囚犯，人群认出他就是刚被抓获的罪犯。维特认出此人是寡妇的前任仆人。他此前曾见过此人在附近徘徊，满怀压抑的愤怒，绝望也难以掩饰；这次逮捕让那先前的躁动显露为暴力结局。

维特向囚犯搭话，囚犯平静地回答说，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寡妇嫁给别人。这个动机并未减轻罪行的严重性，却让维特得以从个人角度介入此案。他没有只把囚犯看作罪犯，而是把他视为一个不幸的人，认为他的绝望与自己相似。叙述者明确指出，维特正是因为感受到这种相似，才认定罪行情有可原，并相信自己能说服别人也这样看待此事。

这次相遇打断了维特惯有的忧郁、阴郁，以及对周遭事物的漠不关心；取而代之的是拯救囚犯的迫切愿望。他的关切并非只是沉思，而是付诸行动——他决定为此人辩护，并在走向狩猎小屋时开始构思一篇向法官陈情的说辞。途中，他把论点说出声来，预演自己打算进行的干预。

向法官陈情

维特来到狩猎小屋后，发现阿尔伯特已经先他一步抵达。阿尔伯特的意外出现让他一时困惑，但他很快恢复镇定，热切地向法官陈述自己对案情的看法。他的辩护诉诸情感与决心，也主张应当体恤囚犯的处境。维特相信，自己的陈情足以改变别人对罪行的理解；这一场面则以法官肩负的制度责任检验了这种信念。

法官没有被说服。他打断维特，与他讲理，并斥责他替杀人犯辩护。法官认为，若以这种理由破例，就会形成先例，使法律遭到破坏，公共安全也受到威胁。他还表示，自己若采取行动，就要承担严重责任；此事必须按通常程序办理。因此，拒绝维特不仅是对囚犯品行的判断，也体现了法官坚持认为，个人陈情不能取代既定程序。

遭拒与后续影响

法官驳回维特的说辞后，维特并未放弃努力。他转而请求法官暗中放走囚犯，法官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阿尔伯特参与了这场讨论，并赞同法官的意见。囚犯的处境由此对维特显而易见——法官不止一次向他保证此人无法获救后，维特愤怒地离开了。

叙述者通过一张在维特的文稿中发现的纸条，保留了他当时反应的强烈程度；这张纸条就是在此事发生时写下的。纸条上简短的绝望呼喊，把囚犯的命运与维特自身那种无可挽救的感受联系起来。纸条既没有记述干预取得成功，也没有改变法官的决定；它记录的是维特如何彻底把另一个人的困境与自身处境融为一体。求情失败了，但这一失败让此案对维特个人而言意义更为深重。

维特尤其对阿尔伯特的发言愤愤不平。他怀疑阿尔伯特的话中带有针对他个人的怨意。然而，经过思量，他明白阿尔伯特和法官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强烈地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一事件因此留下两场未解的冲突——维特对囚犯的情感认同未能改变法律裁决，而他对阿尔伯特的怨愤依然存在，尽管他也承认阿尔伯特的立场有理。

事件的意义

这一事件将维特的同情心与法官对法律和公共安全的顾虑并置，同时并未暗示维特的陈情取得了成功。维特把囚犯的绝望当作替他辩护、甚至设法让他逃走的理由；法官则看到，若让个人感情凌驾于常规程序之上，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两人的分歧揭示了维特的信念所受的限制——他以为强烈的情感能够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判断。

囚犯的案件也成为维特的一面镜子，不过叙述者将两者的相似之处呈现为维特的感受，而非证明两种处境完全相同。维特试图拯救另一个男人，为自己的痛苦找了一项外在使命；但遭到拒绝后，他又回到两人都无法获救的念头。阿尔伯特赞同法官的意见，使结果更为鲜明——实际与法律层面的判断维持不变，而维特既把它体验为对囚犯的败诉，也视作对自己的个人拒斥。因此，这一事件把一次失败的辩护，与维特和阿尔伯特日益疏远、以及他对痛苦越来越绝对的认同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