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ela Wheeler·Fellows与Sidney Wheeler的父女关系

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与西德尼·惠勒的父女关系，是这部战时回忆录的核心情感结构之一——西德尼·惠勒既把女儿视为珍爱的孩子，也视为必须保护其安全、使其免受入侵、恋爱、危险和社会不确定性侵害的责任对象。他的方法往往带有控制性，但这些方法产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已被战争取代的世界；他的权威因而同时成为保护、难堪、纪律和冲突的来源。

保护与战时权威

战争宣告时，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刚满十五岁不久，和家人住在伍德曼酒店。西德尼·惠勒的第一反应极端却意味深长——他给一支枪装上三发子弹，一发准备给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一发给妻子，另一发给自己，并决定如果入侵发生，宁可杀死家人，也不让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帕梅拉·惠勒·费洛斯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一决定，因为她相信父亲最清楚该怎么做。这一事件确立了他保护本能的严厉程度，也显示出他的权威通过信任，或说服从，发挥作用。

西德尼·惠勒的战时经历也使他对家庭和周边社区拥有实际的指挥权。他在警察局后面的场地上训练当地地方防卫志愿队，下达的命令透过酒店敞开的窗户传到帕梅拉·惠勒·费洛斯耳中。他坚持纪律，把一群起初只有地方防卫志愿队臂章和临时扫帚柄步枪的年轻人，训练成明白保卫克伦特及其周边地区之重要性的队伍。因此，帕梅拉·惠勒·费洛斯面对的不仅是作为私人家长的父亲，也是曾经的军官——他的身份围绕准备、指挥和责任而确立。

酒店本身也成为西德尼·惠勒保护体系的一部分。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工作的酒吧位于较高处，从那里可以越过对面警察局的上横窗看到里面。警察中士戴上头盔时，她和员工便知道售酒许可检查即将到来；他们宣布停止售酒，用毛巾盖住啤酒龙头，放下百叶窗，并催促顾客喝完杯中酒。西德尼·惠勒的警觉因而与酒店的存续相连，而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在酒吧中的位置，也使她参与到他保护家庭生计的实际日常之中。

控制、恶作剧与监督的限度

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与西德尼·惠勒之间有亲情，却并非毫无限制。当她的朋友格洛丽亚收到一辆敞篷汽车后，两个女孩不顾年纪尚小、没有适当驾驶资格，也不了解交通规则，驾车前往斯陶尔布里奇。格洛丽亚把车停在街角，因为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知道，西德尼·惠勒绝不会容忍她被如此年轻的人驾驶的汽车载着出行。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看见西德尼·惠勒坐着母亲的汽车、由酒吧侍者杰克驾驶着迎面而来，却没有躲起来，反而热情挥手，于是她们的秘密立即败露。这一自发的招呼立刻暴露了违规行为，而西德尼·惠勒的保护欲也让后果显而易见——她们惹上了大麻烦。

当年轻的英国皇家空军军人开始造访酒店时，同样的控制冲动变得更加明显。一架斯特林轰炸机几乎与烟囱齐平地飞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向帕梅拉·惠勒·费洛斯挥手后，西德尼·惠勒查出了飞行员的身份，要求对方道歉，随后进一步收紧规定。他禁止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与任何年轻男子走出酒店或进入停车场，也绝不允许她单独和其中任何一人相处。这些限制表明，他试图控制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危险，也包括帕梅拉·惠勒·费洛斯接触恋爱和成年独立生活的机会。

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对戴维的吸引，暴露了这一制度的边界。她和戴维安排一起参加舞会，却谎称自己要和格洛丽亚外出，以此掩饰计划。那天晚上，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在楼上为戴维和他的朋友们上完餐后，桌子被推到一旁，两人开始跳舞。临近结束时，尽管西德尼·惠勒严密监管，帕梅拉·惠勒·费洛斯还是获准进入停车场道晚安。她十七岁，戴维二十四岁；在她看来，两人的一个吻成为终身承诺的开始。西德尼·惠勒能够控制环境并制定规则，却无法阻止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在酒店之外建立自己的情感世界。

恐惧、失去与女儿的内心生活

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与戴维的恋情突然受到战时不确定性的冲击。1941年9月5日，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与格洛丽亚在达德利参加朋友的婚礼时，被一种压倒性的厄运感攫住。她感到身体不适，并告诉格洛丽亚戴维已经死了，尽管她无法解释自己怎么会知道。后来，她的确信得到证实。这一事件为父女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情感背景——西德尼·惠勒试图守护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却无法保护她免受缺席、预感或悲痛的侵袭；这位年轻女子的内心生活包含着超出父亲监督范围的体验。

更广泛的战争不断扩大西德尼·惠勒试图保护她免受其害的危险。1940年11月14日轰炸期间，一家人看见四十英里外考文垂燃烧的火光；与此同时，伦敦和其他历史名城遭受持续攻击。儿童被疏散，家庭被分离，而原本意在摧毁民族士气的共同苦难反而使人们更加团结。因此，西德尼·惠勒的保护欲并非孤立的个人特质，而是家庭对历史危机的回应；在这场危机中，入侵、轰炸、分离和死亡始终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一家人离开伍德曼酒店，搬进伯明翰市中心附近一幢顶层宅邸式公寓时，西德尼·惠勒再次成为为他们找到下一处屋顶的人，尽管这次搬迁使他们从相对安全的乡村环境进入一个夜间遭受越来越多轰炸的城市。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在那里经历第一次空袭时，公共防空洞无法进入，于是居民聚集在底层。西德尼·惠勒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们服从了，这个姿势救了他们的命——后来人们在腰部和头部高度发现弹片孔，而无法进入的防空洞则被直接击中。在日常社交事务中可能令人感到压迫的权威，在轰炸下却成为决定生死的求生知识。

独立、婚姻与重新调整的权威

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的成年生活逐渐迫使西德尼·惠勒面对一个事实——保护不可能永远保存她的童年。一家人再次搬到海尔索文后，帕梅拉·惠勒·费洛斯被征召到伯明翰的工厂工作。她在一个原本完全由男性组成的车间里，从事肮脏而危险的飞机零件制造工作，顶替一名被征召入伍的男子，产量与他相当，却只能领取女性工资。炽热的金属碎屑灼伤她的眼睛，有时还迫使她住院；敌视她的男同事不满她的出现，而她也不满男女工资不平等，并考虑参与工会活动。她的反应是好斗而非顺从，显示出她的能动性大幅扩展，已经超越西德尼·惠勒早先施加限制的范围。

即使在这一工业困苦时期，西德尼·惠勒仍参与影响她未来的重大决定。当约翰·费洛斯即将被派往加拿大接受进一步训练时，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必须迅速结婚。尽管住址不在圣肯纳姆教堂规定的正式教区范围内，为了在罗姆斯利的圣肯纳姆教堂举行婚礼，一家人把一只装有衣物的手提箱放在一名愿意帮忙的居民家中，从而制造出所需的当地居住证明。此时，西德尼·惠勒的保护性权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逃避驾驶规定或隐瞒舞会行程的女儿，而是一个准备步入婚姻的女儿。

1943年11月10日婚礼当天早晨，西德尼·惠勒拒绝与弗雷德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而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的母亲则用香槟喧闹庆祝。当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乘车前往圣肯纳姆教堂时，西德尼·惠勒当着她的面，反复郑重地要求出租车司机，只要她愿意就立刻掉头。他的反对并非消极的不赞成——他把撤回婚礼呈现为仍然可以执行的命令，仿佛婚姻仍可取消，女儿仍可回到他身边。帕梅拉·惠勒·费洛斯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她立下婚誓，成为帕梅拉·伊迪丝·费洛斯夫人，选择成年人的承诺，而不是父亲希望她留在身边的愿望。

持续的照料与纽带的意义

婚姻并未立即带来物质上的独立。1944年4月10日，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生下女儿时，她和约翰·费洛斯没有自己的住房，财产也很少，而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仍与父母同住。因此，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新角色，仍在西德尼·惠勒的家庭中开始。婚礼并没有终结这段关系；相反，关系围绕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的成年责任，以及这个家庭对共同居所和相互支持的持续依赖，重新组织起来。

在这些事件中，西德尼·惠勒的照料通过武器、规则、命令、住房、监视和紧急行动表现出来，而不是通过轻松直接的情感语言表现出来。他保护帕梅拉·惠勒·费洛斯，使她免受想象中的入侵、年轻时驾车、具有掠夺性的或仅仅不合适的男性关注、轰炸以及迅速变化的社会所带来的风险。然而，同样的习惯也造成摩擦和羞辱，尤其是在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对友谊、恋爱、工作和婚姻的愿望与他的权威发生冲突时。因此，他们的关系体现了一个战时矛盾——世界危险，所以女儿需要父亲的警戒；但成长又要求她越过这种警戒所划定的边界。

西德尼·惠勒的关键行动并未阻止失去或困苦。戴维从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的生活中消失，后来被认为已经死亡；一家人离开了酒店；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忍受着不平等的工业劳动；尽管父亲试图让行程逆转，她仍然结了婚。西德尼·惠勒确实提供的是一种持久的照料结构，使帕梅拉·惠勒·费洛斯得以度过这些转折。空袭期间他的命令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而他对婚礼的反对却无法阻止她走向未来。因此，这段父女纽带从不加质疑的服从转变为协商式的成年关系，却没有失去其内在力量——帕梅拉·惠勒·费洛斯的独立并不是通过抹去西德尼·惠勒的存在来实现的，而是把他的纪律和保护带入一种他已无法再支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