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斯·特沃斯基受邀参加耶路撒冷心理学研讨会
思考，快与慢阿莫斯·特沃斯基受邀参加耶路撒冷心理学研讨会，成为丹尼尔·卡尼曼最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合作的起点。1969年，卡尼曼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期间，邀请特沃斯基作为嘉宾发言。这场研讨会将卡尼曼与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研究者之间的相识，转变为一项持续开展的探究，其影响从直觉统计学延伸至前景理论、框架效应和公共政策。
邀请及其背景
这次邀请发生在卡尼曼记忆中1969年的一个幸运日。特沃斯基当时三十二岁，卡尼曼三十五岁。特沃斯基已经被视为决策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在许多认识他的人看来，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卡尼曼将他描绘成聪慧、健谈而富有魅力的人，拥有对笑话的完美记忆，并且极其擅长利用笑话阐明观点。他的出现使研讨会充满思想活力，而不只是传授知识。
地点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这一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次相遇直接源于教学和讨论，而非源于一项正式的研究计划。研讨会为特沃斯基提供了发言平台，为卡尼曼带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对话者，也为两人提供了一个足够具体、可以共同追究的问题。
研讨会的问题
特沃斯基谈到了密歇根大学正在开展的一项研究计划，该计划询问人们是否是出色的直觉统计学家。比较对象是直觉语法——四岁儿童可以毫不费力地遵循语法规则，却不知道这些规则的存在。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同样拥有对基本统计原则的直觉性把握。
最初的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但讨论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转向了有条件的否定。他们的结论并不是人们完全缺乏统计能力。相反，普通直觉可能表现得很有能力，却会系统性地误判证据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统计推理要求人们关注样本量和重复验证时。
因此，研讨会本身成为它所考察现象的一个实例。两位研究者并不是对错误直觉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尽管多年教授和使用统计学，他们仍然认识到，自己关于小样本结果可靠性的直觉并不充分。他们过于愿意相信建立在不足证据之上的发现，并且倾向于在自己的研究中收集过少的观察数据。
从交谈到研究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享受这场交流，并决定将直觉统计学作为共同研究的有趣主题。次周星期五，这一决定具体落实下来——两人在耶路撒冷波希米亚人和教授喜爱的聚会场所里蒙咖啡馆共进午餐，并在那里计划开展一项关于资深研究者统计直觉的研究。
他们的调查采用了真实感很强的研究情境。特沃斯基在数学心理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收集回答，其中包括专家参与者以及两本统计学教材作者的回答。结果证实了研讨会中出现的担忧——专家大大夸大了小样本实验结果成功重复验证的可能性，而且没有就一名虚构研究生应收集多少项观察数据给出良好建议。即使统计学家也不是出色的直觉统计学家。
这一发现将一场引人入胜的研讨会争论转变为一项研究计划。合作的方法已经以缩影形式显现出来——提出一个问题，考察它立即引发的判断，用证据检验该判断，并在直觉失效时找出系统性错误。研讨会提供的不仅是一个主题，也是一种共同的探究习惯。
合作的后果
后来，这一合作从统计判断扩展到风险下的决策。多年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花费许多小时交谈——地点包括办公室、餐馆以及穿行于耶路撒冷的长途散步——他们创造简单的决策问题，并询问哪个选项会立即引发诱惑。他们起初关注的不是最理性或最有利的选择，而是那个显得极具吸引力的直觉选择。
在开始研究赌博问题五年后，他们完成了《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它记录并解释了赌博选择中对理性公理的系统性违背。它偏离了效用理论，指出结果是相对于参照点加以评价的，因此，同一结果可能被体验为收益或损失，取决于人们用来评价它的先前状态。这个新增变量使前景理论比丹尼尔·伯努利的模型更加复杂，但也使该理论能够解释简单模型无法解释的模式。
这篇文章在《计量经济学》上的发表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刊物将这项工作置于经济学和决策理论之内，使其能够影响那个以理性行动者为基本假设的学科，而不是让它局限于心理学期刊。两年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框架效应的论述，展示了措辞中无关紧要的变化如何造成偏好的巨大变化。
思想与制度遗产
研讨会最初的问题最终成为对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提出更大挑战的一部分。正如卡尼曼所描述的，人类受到系统1与系统2中系统1的影响，受到特定时刻可获得信息的限制，也无法始终避免启动效应、所见即所得、窄框架与宽框架中的窄框架、内视角或偏好反转。这项研究并没有证明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是不理性的，即容易冲动或不受论证影响。相反，它显示，人类并不能用理性行动者模型得到充分描述。
这一结论产生了政策后果。由于人类经常需要帮助才能作出准确判断和更好的决策，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在《助推》中发展了自由意志父爱主义——制度可以安排选择架构，以服务于人们的长期利益，同时保留他们选择退出的能力。养老金计划默认加入、自动加入健康保险、更清晰的信息披露、以食品餐盘图取代食品金字塔，以及平衡呈现肉类标签信息，都体现了这一心理学传统的应用；这一传统始于研讨会对直觉错误的关注。
因此，这次邀请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其朴素的形式。一场嘉宾讲座引发了一次分歧；分歧促成了里蒙咖啡馆的午餐；午餐带来了一项揭示专家统计弱点的调查；而这项共同开展的研究最终产生了前景理论、框架研究，以及一套理解判断和选择的实用词汇。最初的一次邀请，成为一项改变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合作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