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特权
总统班底对国会主张行政特权,是尼克松政府声称可以向国会调查人员隐瞒白宫证词和记录。在水门事件的叙述中,这并非抽象的宪法公式,而是一种备受争议的工具——其适用范围取决于提出要求的是哪项调查、调查想要获取什么,以及相关程序是否公开且独立于行政部门。争议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区别;与此同时,现有证据指向一场竞选行动,其资金和政治关联仍是调查人员试图追查的对象。
主张背后的调查
获取记录和证人的压力,源于水门闯入案与一场更大规模政治行动有关的证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提到,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设有一笔由前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控制的秘密基金。报道称,这笔基金为敏感政治项目存有超过30万美元,戈登·利迪曾从中收取款项,与该账户有关的记录也已被销毁。报道还称,休·斯隆因对水门事件产生怀疑而辞职。其意义不只在于有人花了钱,而在于起诉书并未查明是谁指挥了这场行动,也未揭开仍被隐瞒的事情。
斯隆的说法更具体地揭示了竞选资金与米切尔权力之间的联系。斯隆说,第一次有人向他索要资金时,他给司法部的米切尔打了电话;米切尔让他把钱发出去。通话始于1971年,米切尔最初拥有批准支出的唯一权限,后来这一权限转交给了包括杰布·马格鲁德在内的其他人。斯隆的证词本身并不能证明米切尔知道窃听行动——斯隆承认,那些人独立行动并非绝无可能,不过他对此表示怀疑。授权支出的证据与知晓某项具体行动的证明之间存在这一区别,更加凸显了记者和调查人员需要进一步获取证词和记录。
另一条资金线索进一步表明,调查仍未结束。在一批一起存入的支票中,有一张付给肯尼斯·达尔伯格、金额为2.5万美元的银行本票;这张支票与四张墨西哥支票一同存入,总额为11.4万美元。四天后,伯纳德·巴克提取了2.5万美元;剩余的8.9万美元则被另行提取。这张支票是竞选资金链条中的一条具体线索,却没有回答是谁下令实施水门行动。因此,能否获取证词和文件具有实际利害关系——如果无法接触内部人士,证据或许能证明资金、计划和关联,却无法详细说明高层究竟做了什么。
国会的挑战
深喉警告鲍勃·伍德沃德,白宫正准备让国会调查无法取得成果,其中一个办法是援引行政特权,阻止传唤白宫和司法部的记录。根据深喉的说法,闯入案与更广泛的间谍和破坏活动属于同一场行动;将两者割裂开来,就会掩盖竞选阵营的运作方式。但他也强调,外部调查能够证明的事情有所局限。除非有涉事者提供亲身经历的叙述,调查人员或许能找到政治肮脏伎俩的资金和计划,却无法确定高级官员作出了什么决定。
参议员萨姆·厄文打算运用国会的权力来应对这一难题。他计划寻求通过一项决议,赋予特别遴选委员会尽可能广泛的传票权,并以权力分立原则为依据。他表示,委员会将传唤行政部门及其他方面的文件和人员。厄文希望《华盛顿邮报》报道中提及的人有机会出面澄清;如果他们拒绝,他就会使用传票要求他们到场。他将H·R·哈德曼等高级助手列入其中,但不打算传唤总统。
厄文的立场使冲突变得直接——国会将主张有权获取证据,而白宫可能援引特权抵制这一要求。伍德沃德报道了厄文打算传唤总统助手并挑战行政特权的意图,但没有将这项计划的直接来源指向这位参议员。报道描述的是一条正在形成的对抗战线,而非一场已有定论的宪法争端。赋予委员会广泛权力的决议能否通过,仍是眼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同调查,不同主张
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他将在L·帕特里克·格雷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针对要求约翰·迪恩作证的请求主张行政特权,令这场争议格外引人注目。相关报道还谈到了失踪的笔记本,以及迪恩将E·霍华德·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移交出去一事。四天后,格雷告诉参议员,他确信迪恩没有扣留保险柜中的任何物品;白宫也表示,迪恩已交出其中的全部物品。这些保证并未消除更大的问题——行政部门愿意向国会提供多少证据。
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后来发布的一项声明起初似乎预示着政策转变——尼克松已命令幕僚,如果大陪审团传唤他们,就出庭作证。《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提醒读者,这并非新政策。此前已有助手向大陪审团作证或提交经宣誓的书面证词,而尼克松并未援引行政特权,阻止他们在刑事调查中作证。受到质疑的主张针对的是国会听证会,而非大陪审团的刑事程序。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一项有关配合调查的公开声明听起来可能像是广泛让步,实际上却可以不触及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
两者的对比也涉及由谁掌控程序。参议院方面的消息人士指出,政府可能接受配合程序保密且由司法部监督的大陪审团,同时抵制公开进行、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参议院调查。因此,证据显示,行政特权不仅涉及官员是否作证,也关乎证词在哪种程序中听取、哪些记录可以审查,以及由谁监督调查。
对新闻界的施压与披露的限度
同一场冲突也延伸到了《华盛顿邮报》。深喉告诉伍德沃德,尼克松已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水门事件相关消息泄露;白宫正在讨论内部调查和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尼克松还提议动用竞选资金中剩下的大约500万美元,挫一挫这家报纸的锐气。向报社送达的传票,是更大规模施压行动的一部分。深喉称,尼克松将新闻界及其消息来源视为对政府和忠诚的威胁。这些是深喉转述的说法,并非此次谈话中得到独立证实的结论;但它们在叙述中的位置,仍将信息之争与针对报道水门事件的新闻机构的行动联系起来。
叙述反复展现,公开姿态如何转移注意力,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齐格勒发布声明后,白宫方面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这只是一种公关姿态;参议院委员会方面的消息人士则认为,此举转移了公众对尼克松针对国会调查所主张特权的注意力。这些相互竞争的解读事关重大——一种说法将政府描述为允许官员作证;另一种说法则强调,这种许可适用于另一种不公开的程序。
后续报道进一步加重了事态的利害关系。杰布·马格鲁德告诉联邦检察官,米切尔和约翰·迪恩批准并协助策划了水门窃听行动,后来米切尔和迪恩还安排收买七名已被定罪的共谋者的沉默。这项披露本身并未界定行政特权的范围,却显示了为何获取内部人士的证词,以及区分国会调查与刑事调查如此重要。在整个叙述中,特权构成了一条备受争议的证据边界——它可能阻碍国会还原高层作出的决定,即便与此同时,平行进行的程序和接连出现的披露仍在揭开这场行动的部分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