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在海丁顿山顶的抉择

海丁顿山上的抉择，是C. S.刘易斯对一个时刻的描述——他明知自己一直在抵挡某种事物，却决定不再抵挡。这个决定是在公交车顶层作出的；他既觉得它出于自由，又觉得它奇异地不可避免。它松动了他用来使自己与宗教主张保持距离的防线。这个时刻的重要性在于姿态的改变，而非瞬间皈依——刘易斯后来将这次敞开与他向有神论降服、以及更晚些时候接受基督教区分开来。

背景——信仰、拒绝与回归

刘易斯的宗教经历此前已历经截然不同的阶段。在奥尔迪校长的学校，教会礼拜使他成为一名真诚信徒——由显然相信这些教义的神职人员讲授的基督教教义，使他早已以为自己相信的内容变得鲜活起来。他开始祷告、阅读《圣经》，并努力遵循良知。早期信仰并未持久。在沙特尔，无神论论证与对神秘学的兴趣在不同心境下影响着他；由于两者都反对基督教，他逐渐放弃信仰时感到的是宽慰，而非失落。

后来回归信仰的过程，并非对背弃信仰的简单反转。刘易斯回忆说，他读了G. K.切斯特顿的《永恒的人》，觉得书中对基督教历史的论述在理智上颇具说服力，却仍设法不让自己受到严重动摇。1926年初，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士指出，《福音书》历史真实性的证据出奇地充分，而垂死之神的神话似乎可能曾经真实发生过一次。这个挑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刘易斯认为说话者极难被基督教说服。如果连这位怀疑论者也不能成为安全的避身之处，刘易斯便想知道自己还有何处可逃。

公交车顶层的抉择

刘易斯乘在公交车顶层驶上海丁顿山时，意识到自己在把某种事物拒之门外；这意识没有化为言语，也几乎没有形成图像。他把这种抗拒想象成僵硬的衣服、紧身胸衣或盔甲，并觉得自己可以打开一扇门，也可以把门关上；可以解开盔甲，也可以继续穿着。两种选择都不像是一项义务；没有威胁，也没有承诺。然而他明白，打开门意味着面对无法估量之物。

他选择打开门、解开盔甲、放松缰绳。刘易斯强调了这一行为的悖论——他称之为一种选择，尽管他觉得似乎不可能做出相反的选择，而且他并未察觉有任何动机驱使自己。他认为这或许比自己大多数行为都更自由，这表明必然与自由未必相互对立。他没有把这个决定描述为情绪的骤然迸发，也没有说它是在公交车上完成的一番理性论证。它的力量来自他的认识——自己再也无法维持同样戒备森严的拒绝姿态。

这一抉择在想象中也体现为身体上的变化。刘易斯觉得自己像个开始融化的雪人，融化从背部开始，一滴接一滴，继而涓涓流淌。他不喜欢这种感觉。这个意象使敞开心扉不再只是抽象的认同——抗拒开始消融，但这种变化令人不适，而非带来安慰。

从敞开到降服

刘易斯将公交车顶层的决定与其思想防线更广泛的崩塌联系起来。他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被赶出黑格尔之林的狐狸，在空地上奔逃，而一群思想家和昔日同伴正步步逼近。在一次谈话中，欧文·巴菲尔德称哲学是一条道路，而非一个学科，贝德·格里菲思神父静静表示赞同；这番话揭露了刘易斯眼中自己的轻浮。他断定，想过、说过、感受过、想象过的都已足够；现在该采取行动了。因此，公交车上的抉择属于一种逐渐形成的承诺要求，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神学论证。

1929年牛津三一学期，这一要求变得明确。独自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房间里，刘易斯感到自己一直恳切希望不必相遇的上帝正在临近。他屈服了，承认上帝是上帝，跪下来祷告。他将此称为向有神论降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还不是对基督教或道成肉身的信仰。这一区分可以避免把公交车上的经历误认为他宗教旅程的终点——打开门标志着抗拒显著松动，而后来祷告的举动则表明他承认有神论所指的现实。

意义与限度

回顾起来，这段经历处于拒绝宗教与降服之间，但刘易斯没有把它说成彻底皈依，也没有说它证明了此后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开门的意象使这一抉择成为一种允诺；盔甲交代了这种允诺背后的防御历史；融化的雪人则将其代价表现为抗拒的消失，而非即时的幸福。选择与必然异常交织的这一时刻，仍是刘易斯自由观的核心——他觉得自己能够拒绝，却找不到任何动机可以诚实地解释自己为何选择打开门。

后来的阶段也进一步说明，这一抉择当时尚未预示什么。向上帝降服之后，刘易斯说自己并不确定上帝是否与“喜悦”有关，而且他的皈依并不包含对来世的信仰。他最终认识到基督教，是在更晚的时候；那时他开始把《福音书》理解为历史，并认为神话已经成为事实。因此，海丁顿山上的抉择是渐进历程中的一道门槛——它终结了一种逃避方式，却没有抹去敞开心扉、向有神论降服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