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诿责任

我想向我曾经的每一位老师道歉

“推诿责任”指书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即使教育问题源自更大的制度压力,人们仍把责任归给个别学生、教师或管理人员。这一说法在结尾的论述中表达得最为鲜明——书中反对以指责代替理解和投入。此前的经历则让归责问题变得更复杂,因为它们既展现了个人责任,也呈现了令履行责任变得困难的制度。

含义与论点

书中最后一次使用“推诿责任”一词,其含义有意超越了对不公平批评的抱怨。它描述了一种公共习惯——人们不去审视教育一线正在发生什么,反而指责在那里奋力工作的人;学生惹上麻烦时,人们责怪教师,而不是在家中付出艰苦努力,让孩子走在正轨上。这一批评也针对一种信念——人们相信所谓创新的学校解决方案,却不愿为教育贡献时间、才干或金钱。

书中并未声称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表现出色。它承认有糟糕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但接着指出,托尼·丹扎在东北高中遇到的教育工作者,与其说是单纯糟糕,不如说更多时候感到灰心丧气、不堪重负。低收入家庭和移民家庭的学生、家长参与有限,以及轻视知识的文化,都让课堂成了更难工作的地方。教师每天都被期待教导、辅导、安慰、指导并激励150名学生,同时记录和评估自己的工作,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这种期待赋予了“推诿责任”一词切实的分量。归咎于人会掩盖这份工作的规模及其所需资源。

课堂中的责任

书中通过说明教师单靠自己无法让学生学会知识,区分了责任与归咎。大卫·科恩提醒托尼·丹扎,他不能替学生学习;教师的任务是让学生参与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赢得一场人气竞赛。这番建议并未免除学生参与的责任,而是把注意力从给不情愿学习的人贴上不肯用功的标签,转向寻找让他们参与进来的方法。

几堂课具体展现了这一区别。学生对学校校服政策反应强烈时,丹扎放弃原定的健身提示,改为提出一个关于校服的写作问题,随后组织了一场辩论。他们的作文展现出的热情和信念,超过了此前许多作业。在另一堂课上,一场关于说唱的讨论引发学生对暴力和社会正义的争论,促使丹扎寻找更多可能维持他们参与热情的材料。学生教师计划也让蒙特有一段时间规划并主讲一堂要求颇高的课;学生的插话暴露了维持权威有多困难,但这一尝试也把学生视为潜在的贡献者,而不只是需要管束的问题。

规则、酌情处理与问责

涉及校规的经历展现了责任如何既真实存在,又未必得到同等支持。学年伊始,丹扎得知教师必须签到,并认识了既管教学生也管教教职员工的副校长德纳普尔斯女士。正式规定十分明确,但在开学第二天的混乱中,他已经漏签了。后来,在华盛顿特区实地考察之旅前,他担心学校关于校服、连帽衫和耳塞的规定没有得到一致执行。教师可能被要求纠正违规行为,但坚持执行会耗费课堂时间;学生拒绝配合时,也几乎没有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因此,造成的混乱不能仅仅归因于个别学生行为不端或个别教师失职。

这次考察之旅也表明,批评并非总是毫无根据。丹扎没有通知学生的其他教师他们将缺课后,德纳普尔斯女士告诉他,通知教职员工是他的责任,并解释了缺席会如何打乱课堂的教学节奏。这段经历凸显了书中所作区分的重要性——反对归咎文化,并不意味着拒绝追究某个具体且本可避免的错误。

当政策依赖一线人员的判断时,这种张力变得更加明显。莎梅因收到学校粉红条纪律制度开出的粉红条后,训导主任让丹扎明确说明处分内容,包括是否要让她留校受罚。丹扎以为流程会像自己上学时那样运作,后来才发现必须由他亲自决定处罚。他的失误是个人的,但也揭示了纪律管理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了解当地程序并在其中酌情行事。

考试压力与结尾的批评

宾夕法尼亚州学校评估体系提供了另一种情境,在这里,责任集中到了可量化的结果上。由于东北高中未能达到2009年的年度充分进步标准目标,学校面临巨大压力,必须改善2010年的结果。考试期间,丹扎让两个男生去取计算器,以便他们做完英语部分后继续完成数学题;他认为额外的努力或许能帮助学校达到目标。这一事件让教师当下的判断置身于一套高风险问责制度之中——对学生作业的关切与对学校成绩的关切,在考试规则约束下交汇于一刻。

在结尾处,批评再次转向那些被要求承担这些相互冲突的任务的人。书中指出,教师和学生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指责和减薪;教育应被视为国家优先事项,而不应因表现不佳就被当作实验放弃。因此,“推诿责任”这一说法将书中课堂经历汇聚成最终的政治主张——批评或许比了解学校如何运作容易,但它无法取代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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