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福尔克海默

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最初以一个仿佛完全由身材定义的人物形象登场——一名十七岁的学员、一名高年级学生，也是低年级学生口中的传奇人物。然而，小说一再动摇这一形象。这个被视为力量工具的男孩会聆听古典音乐；这个曾被当作第三帝国工具的士兵在黑暗中奋力工作，将他人从废墟中救出；而在战争结束数十年后，他亲自把一封信送到一位阵亡战友的妹妹手中。他的经历围绕着一个区别展开——一个人被迫代表什么，与他选择做什么，并非一回事。

被称为巨人的学员

在舒尔普福塔，弗兰克·福尔克海默首次出现在豪普特曼博士的技术科学办公室里，坐在一张本是为身形小得多的人准备的扶手椅上。他十七岁，体格异常魁梧，身边早已流传着许多故事。低年级学员说，他曾把三个一年级学生顶在头上，带他们渡过一条河；也曾抬起指挥官汽车的后部，好让人把千斤顶塞进去。另一些传闻则把他描绘成残酷之人——有人说他徒手捏碎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气管；也有人说，为了让自己对痛苦变得麻木，他弄瞎了一只流浪狗。这些说法只是传闻，并非经证实的行为，但它们的极端程度有助于解释围绕他形成的传奇。即使在房间昏暗的光线下，他前臂上的血管仍清晰凸显，使他的力量几乎像一种象征。

这个传奇并未涵盖他的全部。当豪普特曼博士不在柏林时，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有时会把一台格伦迪希电子管收音机带进博士的办公室，接上短波天线，让音乐充满实验室。他偏爱莫扎特、巴赫和维瓦尔第，尤其喜欢那些感伤的曲子。随后，他靠在承受着他体重的椅子里，听着音乐，眼皮渐渐垂下。这一幕并未抹去那些残酷的传闻，也不能证明传闻为假；相反，它让一种私下的感受力与公众眼中的粗暴形象并置。小说反复呈现的对照，不是力量与软弱，而是用来恐吓人的力量与能够专注倾听的力量。

从校园传奇到士兵

到了圣马洛围城战期间，弗兰克·福尔克海默已是一名在城中防御部队服役的上士。维尔纳·普芬尼希在地下室里操作一台钢壳双向收发机，与楼上的另一台设备、城墙上的防空炮台，以及河口对岸的地下驻军指挥部通信。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沿着狭窄的楼梯下来时，低头避开横梁，朝维尔纳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坐进一张金丝绸扶手椅，把步枪横放在他粗壮的大腿上。椅子和武器构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步枪看起来几乎不比警棍大，而持枪的士兵却温和地向维尔纳打招呼。

地下室遭到袭击，四周随之坍塌。维尔纳记得工程兵瓦尔特·贝恩德关上地下室的门；随后，弗兰克·福尔克海默坐在金色扶手椅上，顶灯熄灭，袭击的轰鸣声将他们吞没。后来，弗兰克·福尔克海默的探照灯照亮了毁坏的楼梯间——通往外面的路已变成一团压实的石块、水泥和碎木。他一边搜寻，一边清理瓦砾，在垂落的管道和钢筋间移动；地下室仍在震颤，灰尘从上方落下。他找到维尔纳时，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的脸颊；手指尖沾上了血。维尔纳坚持说他们必须另找出口，但弗兰克·福尔克海默只能摇头。这个温柔的动作，并没有减轻他们被困的事实。

废墟下的坚持

弗兰克·福尔克海默继续用一截扭曲的钢筋砸开堵塞的楼梯间。他的方法务实，却令人筋疲力尽——他借手电筒察看瓦砾，关掉灯以节省电池，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工作，再回来查看进展。灯光重新亮起时，残骸看上去几乎没有变化。任务艰巨得令人觉得逃出去已不可能；三名幸存者仍被困在受损的天花板下，上方是整座旅馆的重量，还有死者与未爆弹药。

在这种幽闭处境中，弗兰克·福尔克海默说话时反复吐出一句哀求。维尔纳听见他说：“求你。求你。”仿佛这些话未经他意识便脱口而出。叙述将这声音与一个在多年战争后抵达的极限联系起来——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此前所承受的一切，到了这场最终的不公面前，已无法让眼前的处境变得可以忍受。叙述也将他描绘成不只是一个士兵，而是一个工具和命令的执行者。这样的措辞把他的体力置于第三帝国的机器之中；与此同时，被困者求生的需要也为他的行动赋予了新的、迫切的衡量标准——他不只是能够挥舞武器的力量，也是一个努力在废墟中打开通路的人。

最终，维尔纳把收音机和电池带到坐在金色扶手椅上的弗兰克·福尔克海默身边，并把耳机戴到他头上。维尔纳解释说，一段法国广播正在讲述一艘潜艇、一群被困艇员，以及一只卡在螺旋桨里的巨型乌贼。弗兰克·福尔克海默听着，一动不动。后来，静电杂音渐渐化作音乐。他睁大眼睛，听着钢琴音符起伏，然后把耳机递给维尔纳。他催促维尔纳听，并告诉他把灯接到电池上。音乐并不能解决眼前的危险，但它改变了两人在险境中所能听见和做到的事——那个曾让古典音乐充满学校实验室的人，如今借着片刻的聆听，引导同伴去做一件实际的事。

他们脱困后，两人踉踉跄跄地朝城墙掩体走去。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把步枪交给维尔纳，让他先走。维尔纳问他打算做什么，弗兰克·福尔克海默回答：“找吃的。”这段对话简短直接，与此前数小时的努力形成对照。他让维尔纳继续前行，同时点明仍待满足的迫切需求。小说没有把脱困写成一场胜利般的蜕变；两人精疲力竭地走出来，而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最后的指示，是一句关于求生的片语，并非宣言。

被带入和平年代的战争

1974年，弗兰克·福尔克海默五十一岁，住在普福尔茨海姆郊区一栋没有电梯的公寓楼三层。他的公寓有三扇窗，但巷子对面的广告牌占据了主要视野；夜里，四盏电灯照亮了广告牌上的加工肉制品。这一场景把他晚年的生活置于一个边界分明、平凡寻常的环境中，与地下室和校园传奇相去甚远。这里没有叙述他其间的岁月；这些细节只交代了他的年龄、住处和窗外景色。

他再次出现在尤塔·普芬尼希的生活中，是来给她送一封信。弗兰克·福尔克海默说，找到地址后，他请求亲自送信，并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的信纸。尤塔不愿接过它。她一直试图与战争、埃琳娜夫人以及关于维尔纳·普芬尼希的记忆保持距离，也很少允许自己想起弟弟。弗兰克·福尔克海默的到访让这段被封存的历史再次成为现实——不是通过一番回忆往事的演说，而是通过他带来的信，以及他亲自送信所付出的努力。因此，他在战后的角色虽不显眼，却意义重大——他成了连接维尔纳与尤塔的信使，而尤塔一直努力把这段联系锁在记忆深处。

人物塑造与叙事意义

弗兰克·福尔克海默的性格塑造，是通过公众声誉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反转完成的。在学校里，传闻把他的身体变成奇观，把他的力量描绘成威胁；他独自聆听莫扎特、巴赫和维瓦尔第，则显露出一种较为安静的感受力，却没有抹去与其传奇相连的暴力。在圣马洛，同样庞大的身躯不再显得只会施加蛮力，而是被用于缓慢清理瓦砾、照料维尔纳的工作。他为维尔纳戴上耳机的举动，将这番劳作与他以往的聆听习惯联系起来；而他决定让维尔纳先走，则让两人的脱困呈现出亲密而务实的面貌。

后来拜访尤塔，使这一模式延续到了战场之外。弗兰克·福尔克海默无法抹去自己的服役经历，也无法让维尔纳复生；现存叙述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但它表明，他选择亲自送信。在整部小说中，他的力量本身并未被描写成救赎。它的意义随用途而改变——它可以支撑一个令人畏惧的传奇，可以服务于战时体制，可以清出一条穿越废墟的通道，也可以把一封信送到被留下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