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塔·普芬尼希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尤塔·普芬尼希是维尔纳·普芬尼希的妹妹。她是个善于观察、富有创造力的孩子,即使身处纳粹统治的桎梏中并失去哥哥,好奇心仍未消退。她的一生从埃森周边贫困矿区里的绘画和自制无线电,走过战时柏林的强迫劳动,最终步入安稳的成年生活;维尔纳留下的物件则重新开启了他们共同的往事。她不只是维尔纳故事的见证者——她自己的想象、探究和追忆,也使这个故事得以延续。
身份与童年
尤塔与维尔纳、埃琳娜夫人一起在佐尔费莱因周边的矿区社区长大。她比哥哥小两岁,却更有绘画天赋。兄妹俩趴在维尔纳阁楼里的小床上,轮流用同一支铅笔。尤塔仅凭一张照片画出巴黎——曼萨尔式屋顶、朦胧的公寓楼,以及远处铁塔的格子结构。她想象中的城市从照片延展开来,变成扭曲的白色摩天大楼、复杂的桥梁和河边熙攘的人群。这些画既展现了她见识的局限,也体现了她想象力的广度。
他们的玩耍和探索受到物资匮乏的影响。维尔纳用捡来的零件拼成一辆小车,拉着尤塔穿过矿区,经过矿工小屋、垃圾堆里的火堆和失业矿工身旁。车轮脱落时,他耐心地把螺栓重新穿好。孩子们筛拣黑色粉尘,攀爬锈蚀的机器,采摘浆果和蒲公英,还翻找垃圾箱,寻找能晒干后当粉笔用的土豆皮、胡萝卜叶、纸张或牙膏残渣。有时维尔纳会带她一路走到九号矿井,巨大的煤炭升降机、摆动的缆绳和工人的喊叫,让周围的工业世界真切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童年并未与艰难隔绝;这种随机应变,正是他们身处艰难之中的生活方式。
好奇心、无线电与抵抗
当尤塔在锈桶、撕碎的内胎和溪底污泥中发现十码铜线时,她的好奇心变成了兄妹共同的行动。她让维尔纳发誓保密;他答应了,两人便把铜线偷偷带回家,从阁楼窗外屋檐上的钉孔穿过,再接到无线电上。不久,短波广播传来一个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这一幕让人想起她早先的画作——物资有限、知识不足,尤塔依然努力触及眼前世界以外的地方。
她还给那位教授写信,不确定对方是否收到信,也不确定广播是否已经停播。她在一封信中说,她和维尔纳至少两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她提到位于勃兰登堡的德意志广播电台三号,据哥哥说,它的发射塔高逾三百三十米,能把其他信号从刻度盘上挤走。维尔纳解释过,铁丝网可以充当天线;尤塔则兴奋地设想,银质补牙材料或许也能接收信号。她猜想人们牙齿里的歌曲,将技术知识化作奇思妙想;而她写信本身,也是在努力维系一段遥远的联系。
这番努力确实充满危险。如今,埃琳娜夫人要求孩子们放学后立刻回家,而尤塔知道,收听外国广播是犯罪行为,会受到强迫劳动的惩罚。她写道,她和维尔纳很穷,虽然不是犹太人,但贫穷同样让人觉得危险。没有人愿意帮她寄信,她便决定亲自去寄。她在信末的称呼将日常礼貌与政权要求的问候语并置,揭示了即使是私人讯息,也必须在怎样的压力下写成。
后来,尤塔质问维尔纳为什么毁掉无线电。她记得无线电曾播放巴黎的广播,那些内容与德国广播相矛盾,并报道德国人的暴行。她追问这些暴行意味着什么,清楚表明她不仅试图理解相互冲突的说法,也在试图理解它们所描述的道德现实。无线电既是探索的对象,也是禁忌信息的来源,更是兄妹之间发生冲突的焦点。即使无法再收听广播,尤塔的觉察仍未消失。
强迫劳动与维尔纳之死
1945年1月,十五岁的尤塔与埃琳娜夫人以及儿童之家最后四名女孩一起,从埃森被运往柏林。她们被分派到一家机器零件工厂,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拆卸巨大的锻压机,再把可重复使用的金属装进木箱,准备用火车运走。埃琳娜夫人在附近工作,穿着一件破滑雪夹克,有时低声说法语或唱起童年的歌曲。女孩们住在一家废弃印刷公司的楼上,周围堆着数百箱印错的词典;她们把词典一页页放进大肚炉里烧。大量印出的文字成了燃料,这种反差凸显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匮乏。
工厂最终耗尽了材料。谣言四起,说工厂已经无人负责,收集来的铜、锌和不锈钢都被丢在铁路侧线旁。三月下旬,工厂被挂上挂锁后,尤塔和其他人被派去清理轰炸留下的废墟,搬运砖石,筛拣尘土和碎玻璃。她听说,有些少年男孩惊恐地回到家中后,被人从母亲家的阁楼里拖出来,作为逃兵在街上枪杀。在这片废墟之中,她一边寻找还能利用的东西,一边想起和维尔纳共度的童年——坐在小车里出行,在垃圾中翻找物品。
她低声念出的名字是维尔纳的。那年秋天,她在佐尔费莱因收到两封告知他死讯的信,但信中写的埋葬地点不同——一个是法国的拉弗雷奈,一个是瑟堡;她不得不查阅资料才知道这两座城镇。地点互相矛盾,使这则死讯没有一个确定的安葬之处。在梦里,她和维尔纳站在桌旁,桌上散落着齿轮、皮带和马达;维尔纳说他正在做东西,正在忙着做,然后便没有继续说下去。她记忆中的哥哥仍与发明创造相连,但梦境在作品完成之前戛然而止。失去亲人并未成为一段尘埃落定的叙述,而是作为不断重现的中断呈现出来。
后来的生活与记忆之物
成年后,尤塔·韦特在埃森教授高中高年级代数,讲授整数、概率和抛物线。她穿黑色长裤和尼龙衬衫,衬衫颜色时常更换;她的头发依然白得像纸。她的丈夫阿尔贝是个和善、行动迟缓的会计师,喜欢在地下室里开模型火车。尤塔曾长期以为自己无法怀孕,三十七岁时却有了一个儿子。场景中的马克斯六岁,专心折纸飞机,尝试不同的机翼、尾翼和机头。他专注地把平纸变成能飞的东西,这让人悄然想起尤塔和维尔纳童年时的创造力,但马克斯并未取代她的哥哥。
一个行李袋把早年生活带到了眼前。尤塔打开袋子,发现里面有一个厚信封和一座用报纸包着的木制模型屋,狭窄得还没有她的拳头大。信封里装着她四十年前寄给维尔纳的提问笔记本——字迹细小倾斜,还画着图、示意图并列有清单。其中有一张设计图,画的是类似搅拌机的东西,由自行车脚踏带动。笔记本保存着他们昔日共同的好奇心,留下的文字是维尔纳的笔迹;模型屋则带来一件尤塔尚不知来历的物品。
尤塔把模型屋带到巴黎的一家博物馆,用法语告诉柜台后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她哥哥曾经有过这座模型,她相信那是他在战争期间从那里找到的。男人先摇了摇头,随后请她再把模型拿给他看。他在灯下转动模型,直到模型凹进去的前门正对着自己,认出了它,然后带着尤塔和马克斯穿过狭窄倾斜的街道,走过十几个转弯,来到模型所复现的真实建筑前。于是,这座微缩模型不再只是一件纪念物——它为尤塔提供了一条道路,让她从维尔纳的战时往事走到一个自己能够亲自找到的地方。她的一生都在把碎片连缀起来——用电线接收信号,凭一张照片想象一座城市,从信件和物件拼凑哥哥的经历——而这座模型屋则为这种探索带来了一个最终而具体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