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普特曼博士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豪普特曼博士是舒尔普福塔的技术科学教授,也是推动维尔纳·普芬尼希从一名天赋出众、充满好奇心的学员转变为军事无线电专家的关键制度力量。他让维尔纳得以接触极其复杂的科学工作,但他的关注从未脱离学校的权力——同一个人既能为他打开实验室的大门,也能威胁把他送上前线,后来还帮助引导他加入德国国防军。
身份与教学
豪普特曼博士初次登场时,是一位身材矮小、脸颊红润的教师;他先脱下带黄铜纽扣的外套,再给全班布置一项实践练习。学员们从一只上锁的实验室柜子里取出带铰链的金属箱,箱中装有齿轮、透镜、引信、弹簧、镣铐、电阻、铜线、一把微型仪器锤,以及一块几乎有鞋子那么大的电池。豪普特曼画出一张摩尔斯电码练习电路的示意图,给他们一个小时组装。这个任务把陌生设备交到男孩们手中,但它更深层的作用是诊断——他们的反应将显露出谁只是谨慎而困惑,谁又有能力理解并动手制作。
维尔纳很快就用套件里的电池、两片金属薄板、几枚便士钉和仪器锤,做出一个能运转的振荡器。豪普特曼测试了电路,随后给全班布置第二项挑战——只用一块圆盘形磁铁、一根导线、一颗螺钉和一块电池,组装一台简易电动机。虽然指示是对所有人说的,他的目光却特别落在维尔纳身上。维尔纳把磁铁与螺钉连接起来,接通电路;十五秒后,两者都开始旋转。这番互动展现了教授典型的教学方法——提出一道开放式技术难题,同时也借此考验他特别留意的那个男孩。
招募维尔纳进入实验室
豪普特曼通过命令维尔纳每晚晚饭后到实验室工作,星期日也不例外,使自己的兴趣变得具体。这项安排让维尔纳得以进入由书籍与科学设备构成的世界;在他看来,这里从事的是意义重大的工作。起初,实验室大幅拓展了他的可能性——他不再只是独自解题,而是受托参与由一位成年科学家指导的工作。
这项工作既艰巨又目标明确。维尔纳一边把数字代入三角测量公式,一边参与设计豪普特曼正在研制的定向无线电收发机。装置必须能够迅速调谐到多个频率,并测量来袭信号的角度。维尔纳几乎重新设计了整个装置。有些晚上,豪普特曼耐心地解释螺线管或电阻的作用,指出椽子上的一只蜘蛛,还谈起柏林的科学集会;在那里,交谈似乎能开启新的可能性。他也耐心听维尔纳提出有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问题。但另一些晚上,教授却变得沉默封闭,一言不发地监督工作。他态度的变化使实验室既是一个邀请人探索智识的地方,也是一个受难以预测的权威支配的地方。
一次实地测试让这个项目中的数学抽象有了关乎人的意味。猎犬被放出,朝弗兰克·福尔克海默跑去时,维尔纳一度以为它们正在攻击他;实际上,它们认识福尔克海默,只是在和他玩耍。收发机成功运作、危险也过去之后,豪普特曼说道:“这,”豪普特曼说,“就是我们用那些三角形所做的事。”这番话把计算解释为维尔纳刚刚亲眼见证的实际运作原理。扛着大型KX型发射机的福尔克海默则轻声对维尔纳说:“这不过是数字。”这句话与教授对技术的阐释形成对照,也凸显了这一幕令人不安之处——数学工作与身体危险竟如此接近。
指导与胁迫
到1942年1月,维尔纳请求豪普特曼送他回家,并提出自己可以工作挣钱支付火车票钱。这个请求在教授壁炉火光映照的办公室里遭到了断然回绝。烤好的鸟放在豪普特曼的办公桌上,四周散落着一卷卷设计图;他的猎犬则趴在壁炉前。豪普特曼没有考虑维尔纳的提议,而是提起维尔纳享受过的种种好处——音乐会、巧克力和暖意——并质问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很重要。他的回答把实验室看似优厚的待遇重新说成一笔维尔纳无权质疑的债。
接着,豪普特曼直接点明双方力量的不平等——维尔纳是个没有依靠的孤儿,而教授可以把他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威胁要把维尔纳送上前线,让他可能被丢在冰冷的战壕里,任由俄军处置。这番威胁暴露了这种指导关系的局限。豪普特曼培养了维尔纳的才能,却不承认这个男孩有相应的自由,能够决定这份才能该用于何处。他最后坚持说,他们是为第三帝国效力,而不是第三帝国为他们效力;这句话将服从确立为维尔纳接受教育的根本条件。
离去与后果
1942年3月,豪普特曼告诉维尔纳,自己接到通知,要前往柏林继续工作。办公室里堆满了尚未装完的箱子;豪普特曼把一个沙漏放进其中一只箱子。维尔纳祝愿他拥有最好的设备和最优秀的人才;豪普特曼没有多作解释,便结束了谈话。他的离去结束了直接在实验室指导维尔纳的时期,却没有结束他对维尔纳人生道路的影响。
后来,一名校方官员告诉维尔纳,豪普特曼指出了他的年龄与自称年龄之间的差异——维尔纳已经十八岁,并非他声称的十六岁。豪普特曼还安排他被派往德国国防军的一个特别技术部门。这一发现表明,维尔纳早先的招募是一次影响更长远的制度性遴选。教授对他能力的赏识,最初将他带进实验室;他后来提供的信息,则帮助把维尔纳引向兵役。因此,豪普特曼身兼令人不安的双重角色——他既是让维尔纳在几秒钟内造出电动机、与他讨论科学可能性的教师,也是凭借权力与决策将这份才能束缚于国家要求的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