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
教授与疯子牛津大学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庞大编辑事业成形的场所，也是公开庆贺其进展的机构。词典编纂工作迁至牛津后，詹姆斯·默里组织起一套日益复杂的体系，将志愿者提供的引文转化为释义和印刷页面。1897年，大学为他举办的晚宴标志着该项目命运的转变——曾一度似乎可能因延误而取消的事业，如今显得已成为牛津学术的一项持久成就。
项目迁至牛津
词典早期的工作以米尔希尔为基地，但项目日益扩大的需求促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迁址。威廉·切斯特·迈纳从编制词表转为寄送引文时，默里和他的团队已经迁到了牛津。尽管薪酬微薄、工作时间极为艰苦，默里还是辞去学校教职，全职从事词典编纂；进展依然缓慢，他也曾多次考虑辞职。因此，在词典的核心编辑工作尚未确保成功之时，这次迁址便已将其置于牛津，正值机构和个人都承受着切实压力的时期。
1884年夏天，默里一家搬进桑尼赛德，地址为班伯里路78号。这是一幢大宅，当时位于城市北郊。房子至今仍在，屋外为处理大量外寄信件而设的红色邮筒也依然矗立。如此庞大的通信量，直观地显示出词典对编辑室以外的读者和撰稿人的依赖——在别处收集的材料必须寄来、整理，再以出版成果的形式送回世间。
抄写室及其工作体系
牛津抄写室位于桑尼赛德的后花园。默里一家称它为“斯克里皮”，那是一座由铁皮和波纹铁板建成的建筑，宽十五英尺，长五十英尺。邻居们反对它的外观，也不满它挡住视线；默里于是让它沉入一条三英尺深的沟槽中，但这一办法使工作场所变得潮湿而寒冷。它不舒适的结构，构成了这个日常要求绝非抽象的项目的实际工作环境。
牛津这座建筑比米尔希尔抄写室长二十英尺，其内部安排是为处理大得多的材料流量而设计的。当时每天送来的引文卡片已超过一千张。最初设置的一千零二十九个鸽笼式格子，较赫伯特·柯勒律治的五十四个大幅增加；随着卡片数量过多、重量过大，原有储存空间不敷使用，又添置了书架。经过抛光的桃花心木桌上摆放着正在查阅的文本，大型读书架则支撑着默里及其员工使用的词典和参考书。牛津工作场所的地面是平的，不像默里在米尔希尔使用的高台；不过，他仍坐在较高的凳子上，继续俯瞰整个房间。
词典正是由这个房间里有条不紊的人力与纸张劳动链条编成的。每天早晨收到的包裹先要检查引文是否完整、拼写是否正确；另一名工作人员按词头字母顺序分类；其他人则区分一个词的词性，并按年代排列其引文。随后，助手辨析词义的细微差别并起草释义。默里的指引对志愿者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每张卡片都要记录目标词、引文的日期、作者、书名、卷号和页码，以及完整句子。他要求读者搜寻每一个词，既留意不寻常或含义发生变化的用法，也留意那些能让某段文字阐明其意义的普通词语。因此，牛津的工作依赖一套标准，将远方的阅读与本地的分类和编辑判断结合起来。
从卡片到印刷词典
在编纂过程的最后阶段，默里审阅每个词的证据，排列并细分其引文，补充词源和发音，并选取能够展示该词在数个世纪间演变历程的例子。随后，他撰写最终释义，并把完成的栏稿送交出版社。栏稿以排字校样的形式退回，供人编排成页，最终在沃尔顿街下方石印厂的凸版印刷机上印制。因此，牛津并非仅仅是附在词典名称上的地名——这里容纳了编辑体系，使收集来的证据得以成为完成后可反复印制的书籍。
这项事业的规模始终难以与出版商预期的进度相协调。当时的目标是每年出版两分册，也就是完成六百页词典。默里力争每天完成三十三个词，然而，仅仅一个词，例如“赞同”，就可能耗去四分之三天。机构层面的雄心与释义工作的细致缓慢，始终存在张力。首分册于1884年1月29日出版，但这项早期成果并不意味着整个事业已稳操胜券；正因为最初几年如此艰辛，后来的加速推进和公众认可才显得格外重要。
认可与1897年晚宴
到了周年庆典年，词典的进展已变得更加引人注目。1885年至1888年间又有数个分册问世；1896年，维多利亚女王同意为已完成的第三卷题献，该卷收录字母“C”开头的词条。这个项目呈现出持久不衰的面貌——王室的认可使人觉得，其最终完成似乎不可能再被逆转。在这样的氛围中，牛津大学新任副校长安排在牛津王后学院为默里举办一场盛大晚宴。
晚宴于1897年10月12日星期二举行，词典编辑、出版社代表、印刷工、语文学会成员以及积极投入的员工和志愿者齐聚一堂。精心安排的宴席、学术服饰、奖章和十四场演讲，使这场庆典既公开展现了项目的集体性质，也表达了对默里的敬意。演讲者包括默里，他谈论了词典编纂史；还有弗雷德里克·弗尼瓦尔，他借发言批评牛津对女性入学的态度。到场宾客代表了这项事业网络中的多个部分，而当晚的仪式则将大学置于庆典的中心。
机构地位与会面传说
这场晚宴帮助确立了词典作为机构骄傲之源的地位。庆祝活动紧随数个分册的出版和王室题献之后举行，将这项事业展现为具有全国规模的学术成就。然而，围绕它的公众记忆也催生了一则误导性的故事，讲述牛津与威廉·切斯特·迈纳的关系。后来的某种说法虚构了这样一幕——默里到布罗德莫尔探访一位同行学者，却发现迈纳是一名院内病人。这则戏剧性的初次会面故事并非事实，而是由记者海登·丘奇广为传播；默里自己的叙述则把他与迈纳的最初联系追溯到一段通信，这段通信可能始于1880年或1881年，也就是迁往牛津之前。
默里写给弗朗西斯·布朗的一封留存信件称，他最初把迈纳视为一位多产的读者，并以为他是退休医生。尽管迈纳的地址让默里有理由猜想他是否身处布罗德莫尔，两人的通信始终围绕词典及其材料展开。澄清这一点对牛津的历史叙述很重要，因为它将真实的机构历史与更富戏剧性的传说区分开来——牛津为词典提供了后来的工作基地，并庆贺默里的成就；但与迈纳的合作始于学术通信，而不是在该机构发生的一场耸人听闻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