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达

希尔达比康妮·查特莱年长近两岁，是小说中最果断务实的盟友之一。别人接受康妮的说辞时，她看出了康妮日渐衰弱；她负责为康妮寻求医疗帮助，后来又安排旅程，让康妮得以离开沃格比庄园并与奥利弗·梅勒斯见面。然而，她的支持绝不意味着简单赞同——希尔达强硬的意志、阶级观念以及对丑闻的忧虑，屡屡使她与自己试图保护的妹妹发生冲突。

身份与性情

康妮在痛苦中写信给希尔达时，希尔达住在苏格兰。姐妹俩说话都轻柔，语气略显急促，但希尔达的举止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三月，她独自来到沃格比庄园，开着一辆灵巧的双座汽车，沿车道驶来，又绕着屋前草地兜行。她的外表被形容为柔和而温暖，性格则被比作古典的亚马孙式女性——一个不会轻易让自己迎合男人期望的女人。从一开始，外表温婉与意志强硬之间的反差便构成了她鲜明的存在感。

她对沃格比庄园的反应直接而充满敌意。看着宅邸，她称它可悲，并对它怀有真切的憎恶。她也敢于直接挑战克利福德·查特莱。克利福德质疑是否有必要干预时，希尔达没有摆出一套圆滑的论证，而是怒目瞪视，直到他感到的不自在胜过受到言语反驳时的感受。她的权威并非来自圆融的社交手腕，而更多源于她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并让反抗变得难以为继。

希尔达自己的处境，也使她关于情感关系的建议变得复杂。六月她来接康妮离开时，她的丈夫正在与她离婚，尽管她并没有情人。她暂时不想再与男人打交道，乐于做自己的主人，并按自己的想法抚养两个孩子。她的独立并非抽象原则，而是她正在为自己安排的生活状态；这既塑造了她指挥康妮时的自信，也使她对与男人纠缠心存怀疑。

察觉康妮的衰弱

康妮写给希尔达一封简短而情真意切的信，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好，却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希尔达随即亲自赶到沃格比庄园。见到康妮后，她立刻追问发生了什么；康妮说自己或许只是厌倦了，并非生病，但希尔达不接受这种轻描淡写。她决定带妹妹去看医生；由于想不起附近有哪位医生值得推荐，便选了伦敦，去找一家人信赖的医生。

希尔达的介入使私下的不安转化为医疗处置。第二天早上，她和康妮一同出发，康妮坐在驾驶座旁，显得身形娇小。医生为康妮检查后没有发现器质性疾病，却警告说她的生命力已低落到危险程度，需要换个环境、获得消遣，并摆脱抑郁。希尔达确保克利福德听到医生的评估以及她自己的要求。面对由此提出的最后通牒，克利福德默然倾听。这一幕确立了希尔达的角色——即使康妮自己称之为厌倦，而克利福德更希望她留在沃格比庄园，她仍会坚持要求认真对待康妮的状况。

探访之后，迈克尔斯带着玫瑰前来，劝康妮和他一起去阳光充沛的地方。希尔达不喜欢迈克尔斯，但几乎觉得他比克利福德可取；然而，康妮无法立刻抛下克利福德，只得与希尔达返回英格兰中部。希尔达质问克利福德时，把迈克尔斯的恳求与医生的建议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她的理由是医生的警告和康妮的需要，而非迈克尔斯的邀约。因此，她的支持有其界限和优先次序——她愿意运用自己能够施加的压力，却不会只是把康妮从一个男人的意愿转交给另一个男人。

姐妹情谊与离开沃格比的旅程

后来，希尔达来信定下接康妮的日期——六月十七日，星期四。信中务实的细节体现了她一贯的掌控力。她安排在哪里停留、何时启程，以及如何避免与克利福德共度傍晚，因为他的不悦会让这次拜访变得难受。她不想在沃格比庄园浪费时间。她到达时又开着一辆灵巧的双座汽车，行李箱绑在车后，而康妮只能带自己的一个手提箱。康妮已把一只大旅行箱寄给正乘火车旅行的父亲；希尔达认为七月炎热，不适合开车去威尼斯。康妮仍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时，希尔达已经安排好物质上的种种事宜。

这种不确定直接考验着她们的亲密关系。康妮请求在沃格比附近住一晚，但不住在宅邸里，希尔达平静地问她要住在哪里。康妮承认对方是猎场看守人时，希尔达表现出厌恶。她劝康妮放弃这个计划，但康妮坚持说自己必须见他，否则根本无法去威尼斯。希尔达最终让步，并非因为赞同，而是出于通融，也念及父亲。她开车带康妮去曼斯菲尔德吃晚饭，天黑后又把她送回小路尽头，并安排第二天早上来接她；她自己则在曼斯菲尔德过夜。

这番妥协损害了她们相处时的自在。希尔达怒不可遏，对计划被打乱心怀怨怼。她的愤怒一度使她对克利福德产生好感——她认为他缺乏性能力，因此不太可能成为自私而讨人厌的丈夫，并觉得康妮所受的苦比许多女人少。这种判断暴露了希尔达理解力的局限。康妮坚持时，她能够安排秘密会面；但她仍以自己对男人和婚姻的看法衡量处境，并未充分体会康妮的经历。

阶级观念与对梅勒斯的冲突

希尔达对梅勒斯最强烈的反对既关乎社会地位，也关乎个人感受。她认定康妮迟早会厌倦他，并因曾与他交往而感到羞耻；她坚持认为，像康妮这样有身份的女人不能与劳动阶级的人交织生活。康妮指出，这种看法与希尔达的社会主义立场自相矛盾。希尔达回答说，在政治危机中，她可以站在工人一边；但她认为工人的生活节奏使亲密的社会交往不可能。她的立场并非简单否定政治上的同情，而是揭示出她仍将政治立场与共同的私人生活区分开来。

得知梅勒斯曾在印度的军队中担任中尉四五年后，希尔达的态度确实有所软化。她把这视为证据，认为他想必还算体面，而且有品格。这一让步耐人寻味——一项资历部分跨越了她刚刚宣称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使她较容易接受他。即便如此，她仍认为这段关系只是暂时的，并预言康妮日后会感到羞耻。康妮拒绝接受这种预言；两人的交锋清楚表明，希尔达提供务实帮助，并不意味着她的信念已经彻底改变。

丑闻、离婚与希尔达的局限

新的事态使公开丑闻更有可能发生时，希尔达怒气冲冲地赶来。她无法忍受妹妹与猎场看守人牵涉在一起而蒙受羞辱。康妮提议她和梅勒斯分别躲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去，希尔达却认为，躲起来并不能阻止传闻传开。她主张，既然康妮要和他走，就应该能够嫁给他。马尔科姆爵士不太确定这段私情不会平息下去，但希尔达已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两人共同生活在法律上成为可能。

她把这项顾虑化为具体安排，提出一项离婚计划——邓肯·福布斯可以充当共同答辩人；随后克利福德必须与康妮离婚，而希尔达则继续办理自己的离婚手续，两人还必须分居，直到双方都恢复自由身。梅勒斯觉得这计划听起来像是疯人院里的主意，希尔达则承认，世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疯了，甚至认为他们更糟。即使提出的办法在社交上显得难堪，在情感上也严酷，她仍愿意在这些限制之内规划，显示了她务实的才智并未消退。

后来，在一次僵局中，康妮告诉希尔达自己与克利福德交涉的结果，希尔达建议她第二天就离开，让克利福德自己冷静下来。康妮半夜收拾私人物品，早上又瞒着克利福德把行李箱送到车站；她只打算去向他道别。希尔达的建议没有解决冲突，也没有让她完全认同康妮的恋情。然而，这番劝告确实帮助康妮把长期的犹豫化为行动。希尔达始终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角色——她反对康妮的选择所牵涉的阶级越界与性丑闻，但当这个选择已无可避免时，她便提供交通、安排和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