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与里奇共同抚养双胞胎及相互照料

艾丽丝·埃斯帕内特与里奇的关系，被描绘为一场迅速展开的恋爱，继而成为婚姻，随后又成为一段承受着艾丽丝长期悲伤和为人父母种种要求的伴侣关系。双胞胎去世后，里奇以投入而持续的照料表达他的深情；然而，关于此后两人生活的叙述仍不完整，因为它经过了那些对如何理解艾丽丝的状况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之视角过滤。

恋爱与婚姻

在波尔多相识两个月后，艾丽丝已在维多利亚定居。周末探访逐渐变成每次住上一周，不久，她几乎把所有物品都搬进了里奇在市中心拥有的阁楼公寓。叙述以一个具体而简洁的细节呈现这次搬迁——艾丽丝带来一只装满化妆品的手提箱和另一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她迅速搬进里奇的家，随后两人同样迅速地公开迈向婚姻。

里奇在社交圈举办的一场晚宴上把艾丽丝介绍给朋友们。后来，他们对那次聚会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她是个年轻、美丽、寡言的女人，大体上就是他们原本预想会见到的那种人。几个月后收到婚礼请柬时，他们并不意外。朋友们为里奇在伊维萨岛安排了单身派对周末，活动包括帆船、香槟和毒品；妻子和女友们则不情不愿地带艾丽丝出去庆祝，包括吃早午餐和在水疗中心消磨一个下午。

艾丽丝并未与圈子里的女性亲近起来。其中一位女性后来作证说，她们待艾丽丝不错，但艾丽丝始终与她们保持距离——她不愿加入谈话，只以讽刺的微笑作答。她暗示自己历经苦难，并轻视其他人，认为她们是养尊处优、受到保护的女人。这些回忆并未清楚说明她为何如此疏离，却表明婚姻虽使艾丽丝进入里奇的社交圈，却没有让她觉得自己属于那里。

不平等的适应与为人父母

这段关系也通过双方适应程度的不平衡来呈现。艾丽丝决定回到故土时，里奇已辞去在伦敦一份薪酬优厚却剥削员工的工作。之后，他适应了一座陌生而令人不快的城市，也接受了一份与自身资历不相称、收入低得多的工作。叙述者称，他承担起维系伴侣关系的责任，迁就艾丽丝的任性和情绪变化。按照这种叙述，他的付出与她的接受逐渐成了理所当然的模式，而这并没有让她更容易表达感激。

这是叙述者在回顾艾丽丝与里奇的婚姻时所采用的框架，并非两人任何一方对彼此私下理解的直接陈述。书中对母职的广泛思考提供了另一种刻意保持个人色彩的参照——叙述者回忆，起初她因尼克拉斯想要孩子而对他心生怨怼，后来却逐渐接纳了这份责任。她自己的经历容许矛盾心绪存在，却不把这种心绪视为缺乏爱或照料的证据；也不应将其误当作艾丽丝对里奇感受的证据。

帮助艾丽丝的尝试

在里奇的庭审证词中，他迟疑而紧绷的表现伴随着对他们在艾丽丝长期悲伤时所采取措施的描述。这对伴侣雇用梅拉妮来减轻家务负担，请灵气疗法教师到家中，并安排每周两次普拉提课程。按照里奇的说法，艾丽丝似乎正在好转，情况看起来也还算可控。这些措施显示，一个家庭试图以实际帮助和旨在缓解痛苦的活动来回应困扰；然而，后来的结局使当时看似有效的努力变得令人痛心地难以确定。

叙述者承认，事后看来，这些帮助仍然不够，但现有记录并未说明里奇还能做些什么。证词中有一个具体细节使其可信度变得复杂——他讲述的那起交通事故并未记录在市政警察档案中，庭审时证实了这一出入。这种不一致会影响他叙述中的某个具体部分是否可靠；但仅凭这一点，既无法解释这段婚姻，也不能确定他对艾丽丝的状况究竟了解多少。

双胞胎去世后的照料

双胞胎去世后，现有叙述称里奇把时间、金钱和爱都倾注在艾丽丝身上。据说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服用强效药物，而且从未独自一人——里奇上班时，有护士看护她。她频繁前往巴塞罗那市看一位比利时精神科医生，单日之内就要依次乘车、坐飞机、再乘出租车往返。据称，精神科医生认为她正在好转，同时提醒治疗需要时间，复发仍是很大的可能性，并且不建议她再要孩子。

里奇的照料与他的悲痛密不可分。他永远失去了双胞胎，至少希望重新得到那个被他视为一生挚爱的女人。叙述者将他的付出描绘得仿佛永无止境，但也标明了证据的局限——这些细节来自里奇和那位精神科医生，两人都与事件有利害关系；与此同时，艾丽丝在家中的日常生活仍大多不为人知。没有私家侦探跟踪她，也没有其他一方代表孩子提出主张。由此形成的，是一幅灾难之后深情付出的画像，感人却并不完整——里奇的照料清晰可见，而艾丽丝本人的经历以及这段关系的完整历史，仍有一部分超出了现存记录所能揭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