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奥利弗故意给阿德里安·博伊德酒喝，使脆弱的康复变成复饮，也暴露了奥利弗文学好奇心所造成的人道代价。伯布里奇夫人向亚当·达格利什讲述了这段往事；那并非意外失误，也不是一场普通晚餐出了差错——她认为，奥利弗明知博伊德正在戒酒，却仍把他当作小说素材。此事的影响不止于那顿晚餐，它打乱了博伊德戒酒的努力，也让岛上社区对奥利弗留下了长久的怨恨。

背景与脆弱处境

来到康姆岛之前，阿德里安·博伊德曾在一座教堂主持圣餐礼时倒下；伯布里奇夫人的丈夫曾在那里担任牧师。博伊德失手打翻圣餐杯，醉倒在地。一名教会执事得知伯布里奇夫人已经搬到岛上后，便写信给前任秘书，推荐博伊德到岛上任职。博伊德胜任这份工作——他已经懂得使用电脑，也有数字计算能力。

起初，这项安排似乎给了博伊德真正的康复机会。他在岛上一年多没有喝酒，社区也希望他能继续坚持。因此，这次复饮打击的是他努力取得的成果，而不是仅仅暴露出一种从未受到挑战的状况。伯布里奇夫人的叙述既强调他戒酒时间之长，也指出这份戒酒成果有多脆弱——他的进步确实存在，却可能因一次蓄意让他接触酒精而毁于一旦。

晚餐与奥利弗的实验

转折发生在内森·奥利弗每季度一次的探访期间。奥利弗邀请博伊德共进晚餐，并给他酒喝。伯布里奇夫人确信，奥利弗早已知道博伊德有酒精依赖，并且事先安排了这次会面。按她的说法，给酒喝并非随意款待。奥利弗正在写一本小说，书中有个酒鬼角色；他想亲眼看看给一名酒精依赖者酒喝后会发生什么。

在伯布里奇夫人的解释中，地点也很重要。人在伦敦的俱乐部或街头都可能醉倒，但那样无法让奥利弗获得同等程度的接近机会和控制权。她认为，奥利弗想私下观察一个正在积极抗拒酒瘾的人，并希望在小说写到相关情节时，能随时再次利用这一情境。于是，这件事将艺术观察与精心安排的人体试验结合在一起——博伊德的脆弱处境之所以对奥利弗有用，恰恰因为他的挣扎是真实的。

晚餐之后，肯定有人把博伊德送回了他的小屋——伯布里奇夫人说不准那人是奥利弗、他的文稿编辑，还是他的女儿。他花了几天才醒酒。岛民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喝了酒，并猜想他或许是以某种方式在屋里弄到了酒。他们看不出这种解释如何符合当时的情形。伯布里奇夫人后来从博伊德本人那里得知了真相。

失踪与康复

晚餐两天后，博伊德与贾戈·塔姆林一起去领取每周的物资，随后便失踪了。当月晚些时候，伯布里奇夫人在自己位于伦敦的公寓门口发现他醉得不省人事。她把他带进屋照料了几周，之后才带他回岛上。他们在伦敦共同生活并不现实——伯布里奇夫人意识到，他们在这座城市根本无法生活，尤其是她自己当时也没有喝酒。她在博德明荒原附近找到一间偏僻的小屋，因为旅游季尚未开始，租金十分便宜；她和博伊德在那里住了六周。

这次康复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回到先前的生活常态。博伊德需要照料，而搬进偏僻小屋也反映出他们难以在伦敦共同生活。正是在两人相处期间，他告诉伯布里奇夫人奥利弗做了什么。因此，岛民起初对于博伊德如何弄到酒的疑惑，最终被当事人对复饮经历的亲身叙述取代。

揭露与意义

伯布里奇夫人后来的证词赋予了这件事道德上的分量。她把奥利弗那些较轻的过错——脾气暴躁、抱怨丹·帕杰特办事效率低、食品送得太晚，以及船只无法使用时心生不满——与她所认为的邪恶行径区分开来。在她看来，根本的过错不只是奥利弗不喜欢别人或举止粗鲁——他明知故犯地危及博伊德的康复，只为观察其后果并将之用于小说创作。

她还坚持认为博伊德可能会因此丧命，并称乔·斯塔夫利帮助避免了这一结局。尽管她说这件事与奥利弗之死毫无关系，却也明确表示岛上不会忘记此事。这段回忆因此揭示了围绕奥利弗积累的伤害与愤怒，却没有确立它与正在调查的谋杀案之间存在联系。它展现了作家观察苦难的愿望如何越界，变成蓄意制造苦难，最终承受后果的不是小说，而是被观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