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小姐五岁时，父亲去世，姨母成为她的监护人。这场早年的家庭灾难使孩子失去了双亲，也让她的家宅和成长都落入一位令她害怕的亲属掌控之中。多年后，她向玛蒂尔达·沃姆伍德讲述这段往事；故事从丧亲之痛开始，继而叙及死因不明、财产失落，以及一个孩子即使身处法定监护之下，也无法免受私人暴行的童年。

身世与家庭背景

恩格尔小姐出生在山丘之外、林中一座僻静的红砖老宅里，她的父亲是村医。恩格尔小姐两岁时，母亲去世。父亲诊务繁忙，需要有人料理家务、照看年幼的女儿，于是请妻子尚未出嫁的妹妹搬来同住。按照恩格尔小姐后来的估计，姨母当时大约三十岁。

一位母系亲属的到来，并未弥补母亲去世后失去的安全感。恩格尔小姐说，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姨母，觉得她待人刻薄。然而，她的父亲很少在家。他在家时，姨母的举止便有所不同，因此他没有看到那些塑造女儿早年生活的对待方式。由此，恩格尔小姐的讲述表明，未来的监护人在父亲去世前就已住进家中——她早已是恐惧的来源，只是她的所作所为一直瞒着那个或许会出面干预的父亲。

父亲之死与监护权的转移

恩格尔小姐五岁时，父亲突然去世。她用极其直白的话描述这一变化——前一刻他还在，下一刻便不见了。当时她年纪太小，不会追问其中情由；后来才知道，这场死亡笼罩着谜团。在她的讲述中，父亲究竟如何去世，并没有确切说法；表面看来像是自杀，但她强调，没有人能轻易相信一个理智、沉稳的人会做出这种事。

恩格尔小姐向玛蒂尔达讲述其中的不确定之处时，玛蒂尔达提出了更阴暗的可能——姨母杀了父亲，再把死亡伪装成自杀。恩格尔小姐没有证实这一指控。她回答说，没有证据就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区别很重要——故事将怀疑写入了家族往事，却没有把它作为已证实的真相。父亲的死因仍未查明，讲述中也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姨母对此负有责任。

死因虽不明，直接后果却十分清楚。恩格尔小姐只剩下自己与姨母相依；按照她的说法，姨母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并取得了完全的父母监护权。姨母也成了房子的所有者，不过恩格尔小姐只是说事情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并未说明这是否经过明确、公开的产权转移。因此，丧亲改变的不只是家中成员——一个孩子不得不依赖那个她早已学会害怕的人，而家宅的控制权也从她手中转移了出去。

在姨母控制下的童年

父亲去世后，姨母对她的对待恶劣得多。恩格尔小姐称姨母是个怪物，并说与她同住如同一场噩梦。她说自己胆怯、害羞，并非意志坚强的人；她害怕到姨母一走进房间，自己就会发抖。按照她自己的描述，到了十岁，她已成了姨母的奴隶。

这种说法有日常而反复的劳作作为依据——恩格尔小姐替姨母铺床、洗衣熨衣、做饭，还承担家务。她上的正是玛蒂尔达后来就读的那所学校，但她住在家里，除了服从姨母的要求，并没有安全的其他选择。有人问她是否可以告发姨母时，她回答说没有人可以让她告发，而恐惧使她一直沉默。父亲去世后形成的法定监护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成了无人制衡的家庭权力；这段讲述没有提供任何能够对抗这种权力、保护她的成年人或机构。

继承纠纷及其长远影响

父亲去世所带来的影响，在恩格尔小姐成年并取得教师资格后仍未消退。姨母声称，恩格尔小姐欠她成千上万英镑，所欠款项是她成长期间提供的食物、衣物和鞋子；随后又要求恩格尔小姐把工资交出来偿还这笔所谓的债务，期限长达十年。姨母安排学校把工资直接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每周只给恩格尔小姐一英镑零用钱，还让她签了一份文件。恩格尔小姐后来意识到，工资本可能成为她脱身的途径，但她说，一生的恐惧使她无法拒绝。

同样的权力失衡也左右了童年家宅的归属争议。恩格尔小姐认为，这栋房子本应替她保管，并在她长大后归她所有；但姨母拿出一份据称由父亲签署的文件，说父亲把房产留给了自己的妻妹，以换取她照料恩格尔小姐。恩格尔小姐确信文件是伪造的，却说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她没钱聘请律师处理此事，而姨母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深受社区敬重。这些内容是恩格尔小姐对双方主张的叙述，以及她对文件的判断，并非独立的法律裁定。

后来发现父亲真正的遗嘱，才改变了实际结果。一名当地公证人告知恩格尔小姐，遗嘱不知为何重现，并确认自父亲去世以来，她一直是村子边缘那处名为Het Rode Huis的房产的合法所有者。文件还将父亲的积蓄留给了她；这笔钱一直安稳地存放在银行里。收到信后三周内，她搬进了自己长大的房子，里面的旧家具和画作都还在。姨母此前对房子的控制就此被推翻，不过原文没有说明遗嘱为何重现，也没有交代姨母离开后发生了什么。

叙事意义

恩格尔小姐在小屋里与玛蒂尔达静静交谈时，向她讲述了这段往事；玛蒂尔达的提问则使已知事实与猜疑之间的区别显露出来。这段经历将童年事件写成一段长期被剥夺的开端——父亲去世使姨母取得权力，死因的不确定性为这种权力蒙上阴影，而有争议的遗嘱又使家宅的失去延续到恩格尔小姐成年之后。房子和积蓄最终得以收回，却无法抹去她被迫服侍那个掌控它们的人、多年来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故事也让玛蒂尔达看到，名义上的权力与实际的保护相距甚远。恩格尔小姐有监护人、上过学，后来也挣得了工资，但这些事实都没能让她摆脱姨母的胁迫，也没能让她质疑姨母对财产的主张。到了玛蒂尔达自己的家庭生活迎来后续解决时，两者的对照格外鲜明——玛蒂尔达必须请求父母允许自己留在恩格尔小姐身边，而恩格尔小姐的回忆则表明，孩子对成年人的依赖可能被用来禁锢她，而非照料她。因此，父亲之死既是一场丧亲之痛，也是故事中监护、剥削与最终收回失物这一段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