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事务局

印第安事务局被描绘为联邦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负责管理奥塞奇族的教育和资金获取，通常以保护或同化为名。在书中的叙述里，其权力范围从以扣发家庭年金相威胁，到决定将个别奥塞奇族人置于白人财务监护之下。该机构的重要性，在于行政决定与个人及部族自治权受削弱之间的密切联系。

教育与同化

1894年，莫莉·伯克哈特七岁时，她的父母被告知，她必须入读圣路易斯学校；这是一所位于波胡斯卡城、专为女孩设立的天主教寄宿学校。书中将这一要求置于联邦政府迫使原住民儿童遵循白人生活方式的运动之中。莫莉的父母受到警告，如果不遵从，政府就会扣发年金，使这个家庭失去这项收入。三月，她被马车从灰马聚落的家中带走，穿过保留地送往学校。因此，这种胁迫不只是教育层面的——以家庭生计受到威胁为手段，使入学成为强制要求。

书中将学校政策置于更广泛的改变奥塞奇族生活与土地所有权的努力之中。政府推行土地分配时，部族共有土地将被划分为私人地块，剩余土地中的大部分则向定居者开放。书中将这些措施描述为相互关联的同化举措——学校教育试图重塑儿童，而土地分配则重组土地并削弱共同生活方式。这些更广泛的政策总体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行动；证据则更具体地指出，印第安事务局负责管理学校教育，并在后来对奥塞奇族人进行分类，以实施财务监管。

监护与财务控制

印第安事务局必须判定哪些奥塞奇族人被认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信托基金。尽管部族强烈反对，莉齐和安娜·布朗仍被列为无行为能力者，并被指派当地白人监护人。大山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斯科特·马西斯管理安娜的遗产，并长期打理安娜和莉齐的财务。在这种安排下，即便是购买牙膏这样的日常用品，也须经监护人批准。书中强调，奥塞奇族人在纸面上享有的财产权，与他们实际上能够支配自己金钱的有限权力之间存在落差。

这一分类制度也体现了种族差异。书中解释，监护制度通常施加于纯血统原住民，而混血者很少面临同样的要求；决定是否实施监护的依据往往是一个人的原住民血统比例。这使血统成为不平等财务支配权的依据。印第安事务局评估个人能力的职责只是更大体系的一部分——监护人通常是当地显要的白人居民，而联邦官员和立法者则审查奥塞奇族人的开支。1920年，国会调查审查了家庭支出，其中包括莉齐去世前在一家肉铺消费的319.05美元账单。

1921年，美国国会进一步加强控制，限制有监护人的奥塞奇族人。他们每年只能从信托基金中提取几千美元，即使需要资金接受教育，或支付生病子女的住院费用也是如此。这项限制由国会制定，证据并未将其归于印第安事务局本身，但它延伸了该机构进行能力判定时所处的制度环境。作为一名纯血统奥塞奇族女性，莫莉也属于资金受限者；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伯克哈特担任她的监护人。因此，这套被描述为财务监督的制度，可能使一个人自己的财富受到限制，并须经他人批准才能动用。

报告、记录与记录的局限

在叙事中，印第安事务局也充当了有关莫莉健康状况的信息传达到当局的渠道。莫莉曾有一段时间淡出公众生活，糖尿病日益恶化，一位熟人形容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当时，印第安事务局收到一张便条，称她恐怕活不了多久。1925年末，莫莉秘密告诉一位当地神父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后，该局的一名特工很快又收到一份报告——她可能是遭人下毒，而非死于糖尿病。叙述证实这些报告送达了该机构，但没有说明该机构对此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种不确定性对书中展现的机构权力十分重要。印第安事务局的参与体现在行政分类、学校管理以及接收一名身陷险境女性的相关报告上，但现存叙述并未提供完整记录，无法说明官员如何跟进每一项警告。调查局后来进驻当地是另一项事态发展，并非印第安事务局采取的行动。区分这两个机构，有助于厘清现有证据所能说明的范围——印第安事务局协助管理了限制奥塞奇族人的制度，也接收了有关危险的信息，但这里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局调查了这些谋杀案。

机构意义

印第安事务局的职能将个人生活中的选择与联邦权力联系起来。孩子离家、家庭担心失去年金、监护人的任命，以及信托收入支配权受到限制，在书中并非彼此孤立的行政细节，而是受政策塑造的经历。监管强加于奥塞奇族人，而他们的资源和财产早已处在联邦及地方权力控制的核心；“无行为能力”的说法使这种干预看起来像是保护，即使它剥夺了成年人支配自己开支的权力。

书中并未将印第安事务局描绘成所述政策的唯一制定者。1921年的提取限制由国会施加，而书中也将土地分配置于更广泛的联邦运动之中。该局的具体重要性在于其作为行政工具的作用——它协助将政府对教育与能力的判断转化为影响奥塞奇族家庭的实际后果。有关莫莉健康状况的报告进一步显示，该机构如何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记录中，尽管现有证据并未交代该局如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