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伯爵之死标志着玛丽莉·肯普与波托马焦雷伯爵夫人的婚姻终结，但其决定性后果并非她预想中的悲痛。她向拉博·卡拉贝基安讲述丈夫之死时，回忆说自己原以为会感到空虚，却发现并非如此；相反，她认清了意大利人民才是陪伴她一生的同伴。这场死亡让一桩在战时盛景中缔结的婚姻，成为她认清家园与归属的时刻。

伯爵的公众形象

拉博是通过玛丽莉的回忆，以及她图书室壁炉上方悬挂的一幅画，得知布鲁诺之死的。这幅作品仿丹·格雷戈里的风格，由佛罗伦萨人民赠予玛丽莉。画中，布鲁诺在行刑队面前拒绝蒙上眼睛；但玛丽莉提醒说，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发生。因此，这幅画是他生命终结的公众形象，而非对事件的准确记录。

布鲁诺的头衔与玛丽莉的身份，源自围绕着他们与丹·格雷戈里、弗雷德·琼斯一同抵达意大利而形成的战时宣传。美国参战之前，这三名美国人受到欢迎，被当作名人，并被呈现为意大利所谓精神、体魄和经济复兴的证据。玛丽莉此前一直被视作愚蠢的歌舞女郎，后来却在公众面前被捧为备受赞誉的女演员，并成为伯爵夫人。为她的婚姻营造气氛的官方仪式，也影响了人们后来对布鲁诺之死的呈现方式。

婚姻与战时效忠

玛丽莉说，直到战争接近结束时，她才得知布鲁诺是英国特工。她一直觉得他软弱愚蠢，但因为他待她和善，而且两人共同生活舒适，便原谅了他。她记得他谈吐讨喜，也记得两人都喜欢跳舞。事后看来，他隐瞒的特工身份并未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核心意义。

与布鲁诺身份相关的制服和勋章对玛丽莉意义不大。她说自己从未问过他的勋章或徽记代表什么；而他告诉她自己是英国间谍时，她把这消息当成又一件战争纪念品。她的讲述区分了附加于布鲁诺身上的政治与军事含义，以及她与他共同经历的私人陪伴。这一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何他的死并未归结为一个关于爱国牺牲或婚姻丧痛的简单故事。

死亡与对家园的认知

布鲁诺遭枪决后，玛丽莉原以为自己会深感失落，却说自己并未感到那样的空虚。相反，她明白了，意大利人民才是长久陪伴她的同伴与伴侣。他们对她的情谊，以及她对他们的爱，使她获得了在丈夫死后依然延续的归属感。这一认识重新阐释了婚姻的终结——布鲁诺之死固然是失去，但也让人看见，已经成为她更深层家园的共同体归属。

玛丽莉告诉拉博，自己已经回到家园，并将带她来到此地的经历归功于丹·格雷戈里的古怪性情。因此，她的归来与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件紧密相连——一位美国女演员从名人生活与婚姻，走向在意大利长久生活。她的讲述没有提供布鲁诺被处决的详细时间线或完整经过；重点在于玛丽莉事后的领悟，而非重构死亡本身。

叙事意义

拉博在听玛丽莉讲述过往时，以回顾的方式叙述这一事件。事件的意义通过她对战时徽记与日常情谊的对照显现出来——公众效忠、头衔和制服，并不能定义她最终认定的情谊。伯爵之死揭示了波托马焦雷伯爵夫人这一公众形象所代表的生活，与玛丽莉在身边人群中找到的归属之间的差别。

这一段也使小说中其他关于生存与失去的叙述变得更复杂。拉博对战争的回忆着重于被俘、受伤，以及回到一个几乎无物可归的生活时所经历的疏离；玛丽莉的讲述则围绕她与一个共同体的联系展开，即使丈夫离去，这种联系依然存在。她的反应并未抹去死亡，而是将重点从预想中的私人空虚，转向意料之外、延续不绝的家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