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拉博·卡拉贝基安在卢森堡负伤并被俘，失去了左眼，作为伪装专家的军旅生涯也骤然结束。这既是身体上的损失，也划出了一道分界线——他当时选择留在关系紧密的陆军部队，而没有谋求晋升；但战后归来时，他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后来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打破了人们对受伤老兵的通常想象，强调自己记忆中的伤痛并不严重；然而，这次受伤的影响持续留在他的身体和家庭生活之中。

服役与被俘

战争接近尾声时，卡拉贝基安是一名中尉，指挥一支陆军工兵排。部队由一些身为艺术家或平民时期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组成，军方认为艺术家尤其擅长欺骗敌人，因此安排他们从事伪装工作。到了卢森堡事件发生时，他们的角色已经改变——这些伪装专家为了保命，正在像普通步兵一样作战。

此前，部队的伪装工作使其受到一任又一任指挥官的重视。它不隶属于任何师或军；相反，命令直接来自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后者会临时把这些人派给听说过他们欺敌行动的将军。卡拉贝基安将这些指挥官描述为部队的赞助人——他们为部队制造的幻象着迷，也感激他们的服务。士兵们还获准过一种格外随意的生活，对着装和军礼毫不在意。与这种难得的自由和艺术家之间的情谊相比，他们突然不得不作为步兵作战，更凸显了这次事件的危险。

卡拉贝基安不记得自己被击中的瞬间。他的记忆始于一辆白色德国坦克驶近，以及身着白衣的士兵穿过卢森堡一片积雪的草地。他被俘时已经失去意识。吗啡使他一直昏迷，直到他在德国境内、边境另一侧一座教堂改建的德国军医院中醒来。因此，他记得的并非一段连贯的战斗经过，而是从敌军逼近骤然转入被俘和接受医院照护。

受伤、治疗与归返

伤口很快愈合，卡拉贝基安不久便被送往战俘营，成为一名平平无奇的俘虏。后来交谈时，瑟茜·伯曼指出，他此前曾说自己几乎没有疼痛，恢复也很快。他承认自己确实这样回忆——在他记忆中，这次受伤带来的痛苦并不比平民坐在牙医诊疗椅上经历的更严重。这种轻描淡写的回忆并没有抹去他失去左眼的事实；它所区分的是他记得的身体疼痛与这次受伤长久的意义。

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出资为他眼睛原本所在的部位做了整形手术。手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城外的本杰明·哈里森堡进行。卡拉贝基安形容自己的反应不是痛苦或怨恨，而是一片空白；他也在弗雷德·琼斯身上认出了这种状态。照他的说法，两人都没有什么可以回去的地方。政府出资和医疗手术体现了战后实际提供的援助，却无法恢复军旅生活曾经打断的生活或人际联系。

军中大家庭与平民生活中的孤立

被俘之前，卡拉贝基安拒绝晋升为上尉以上的军衔，以便留在他的三十六名部下身边。他称这是自己第一次体验到如此庞大的家庭。这个决定使这支排在他的经历中不止承担作战职能——它代表一个由他主动选择的群体，成员因共同工作和独特而宽松的军旅生活凝聚在一起。他后来形容自己是一个受过伤、独居了八年的老兵，这一说法尤其凸显了那个群体与他之后的孤独之间的反差。

战争结束并没有为他带来与家人安稳团聚的生活。卡拉贝基安说，除了一个中国洗衣店老板，他回家后没有认识的人可以投奔。后来，他娶了在医院照顾他的护士，两人有了两个儿子亨利和特里。这段婚姻最终破裂——1956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儿子们离开了他，两个儿子还依法将姓氏改为继父罗伊·斯蒂尔的姓氏。回顾往事时，卡拉贝基安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多萝西的丈夫，因此与儿子们疏远，这些都是他最感羞愧的事情之一。这些后来的失落并未被说成卢森堡受伤的直接后果，却使他对老兵归来后未能重建家庭生活的叙述更加具体。

记忆与意义

卡拉贝基安把受伤经历置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之中——什么才算是一场磨难。他坚持认为自己有理由患上幸存者综合征，尽管他表示伤口本身几乎没有造成疼痛，而且很快愈合。有人问他，是否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而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好人都已死去，他回答说没有。这段对话使幸存不仅成为身体受伤的问题，也成为道德与人际关系的问题——对他而言，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必然感到清白、有所归属或已经复原。

叙述也表明，受伤的确切经过已无法完全还原。卡拉贝基安说，如果自己在战争中杀过人，那也只会是在炮弹将他震昏并夺去他一只眼睛之前的几秒钟里。他没有声称自己确定那段时间发生过什么。因此，这段叙述把损失置于记忆的边缘，在可能发生战斗与确知被俘之间留下空白，而没有用一个明确场景填补它。

卢森堡事件有助于说明，卡拉贝基安后来作为画家的身份无法与他的军旅经历截然分开。他的排聚集了艺术家，而服役期间，他们的伪装技艺被用于军事目的；这些人也被迫参加普通步兵的战斗。战后，他把那支排记作一个家庭，却觉得归来后的生活空空如也。他失去的左眼是这段历史留下的可见后果；但他的叙述同样着重指出，那些未能在归家过程中延续下去的群体——先是他选择不离开的军中集体，后来则是他与之疏远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