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是本书中几段相互关联叙述的发生地，涉及查尔斯·莫内1980年的患病经历、彼得·卡迪纳尔后来感染马尔堡病毒的病例，以及前往基图姆洞穴的科学考察。肯尼亚的地貌既是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也是人类聚居与野生动物相遇、并不断变化的栖息地；然而，书中并未确定病毒的自然宿主，也未查明病毒进入人体的确切途径。

地貌与人类聚居

在肯尼亚西部，查尔斯·莫内住在诺佐亚制糖厂的土地上，负责维护从诺佐亚河抽水、为周边甘蔗田供水的机械设备。附近的埃尔贡山耸立于裂谷之上，横跨肯尼亚与乌干达边界。本书将其描绘为平原上方一个独特的森林世界，分布着林地、竹林和高山荒原，而农场与村庄环绕着山麓。这座山的生态环境也承载着人类不断侵入的历史。山麓低处用于种植作物和放牧，人们砍伐树木获取薪柴，并清理土地以开辟牧场。随着聚居地扩张，森林边缘不断后退；据书中描述，曾经大量栖居于此的大象正在消失。埃尔贡山只有部分区域被划为国家公园。这些细节将书中的病毒调查置于一片因日常土地利用而逐渐改变的景观之中，但并不能证明任何单一变化导致了某次特定感染。

与埃尔贡山有关的病例

1979年圣诞假期期间，莫内与一位朋友到埃尔贡山露营。书中叙述了他们的行程——途经农场和日渐破败的埃尔贡山旅馆，抵达森林附近的露营地；莫内还曾前往基图姆洞穴。他随后于1980年1月8日开始发病，病情逐渐加重，直到同事将他从平房送往基苏木的一家医院。医生无法解释他的病情后，他被转送前往内罗毕接受进一步治疗。书中将这段穿越肯尼亚的行程与感染者进入更广泛航空运输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联系起来，但没有确定莫内究竟在何处、何时感染。后来，彼得·卡迪纳尔的病例让调查人员发现了另一个与洞穴有关的个人线索。在确认卡迪纳尔感染的是马尔堡病毒后，吉恩·约翰逊请肯尼亚科学家彼得·图凯查明卡迪纳尔曾去过哪些地方。图凯报告说，卡迪纳尔曾到访基图姆洞穴。两起病例与同一地点的关联，为调查提供了线索；但仅凭这一点，既不能证明洞穴中存在该病毒，也不能确定某种动物是其储存宿主。

调查与应对

基图姆洞穴促成了一次肯尼亚与美国联合开展的调查。肯尼亚政府同意在调查队搜寻病毒期间关闭基图姆洞穴，不对游客开放。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彼得·图凯领导这次考察；吉恩·约翰逊制定了计划、组建了设备，并落实了经费。考察队共有35名成员，大多数是肯尼亚人，包括科学家、医生、野生动物学家和劳工。研究人员带去了豚鼠和17只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包括狒狒、赛克斯猴和非洲绿猴。这些动物被用作哨兵动物——由于当时没有仪器可以直接检测野外环境中的病毒，考察队希望暴露于洞穴内或附近环境中的动物会发病，从而让调查人员分离出病原体。因此，这次考察把对地理位置的怀疑转化为有组织的搜寻；与此同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凸显出，人们对人类病例以外的病毒情况仍知之甚少。

区域联系与意义

肯尼亚也处在本书关于维多利亚湖及灵长类动物迁移的更广泛讨论之中。书中称，恩德培附近的塞塞群岛是野生猴子的来源地，这种贸易会将猴子从群岛运往其他地方，乃至欧洲。书中还指出，位于湖西岸的卡森塞罗是艾滋病早期出现的地点之一，并将区域灵长类动物贸易描述为跨物种传播的一种可能背景。这些内容提出的是假设并指出相互关联之处，并不能证明某批动物、某座岛屿或某条路线导致了肯尼亚的某次疫情。本书最终借肯尼亚并置了两类证据——具体的行程与调查，以及关于栖息地变化和新发病毒的更广泛问题。埃尔贡山的森林、山中洞穴、附近的聚居地，以及肯尼亚科学家的工作，使肯尼亚成为寻找马尔堡病毒源头时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调查并未弥合核心证据缺口——病例与疑似地点在地理上的重合可以为调查指引方向，却无法单独揭示病毒的自然宿主，或病毒进入人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