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德吕德医院

让死者安息

丹德吕德医院是首个大规模面对亡者重新活动的大型医疗中心,也是这场危机同时呈现为公共紧急事件与亲密家庭悲剧的地方。病房挤满病人,速度之快令工作人员和设备都来不及应对;与此同时,伊娃·泽特伯格身在医院,使“被宣告死亡的身体”与“仍能说话、应答,并被爱她的人认出来的人”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分明。

首夜的急救中心

医院因两场相互交织的紧急事件而卷入危机。大卫·泽特伯格接到丹德吕德医院一名医生的电话,被电话里的消息压得喘不过气,瘫坐在地上,并把电话摔了出去。开车前往医院的路上,电子交通系统失灵,信号灯闪着黄光。到达医院入口时,他拒绝了利奥陪他进去的提议,随后穿过走廊;门上方的灯不停闪烁,警报声持续不断。伊娃撞上了一头麋鹿,在大卫赶到她身边之前便已死亡——她的心脏于22时36分停止跳动。

医院工作人员此时已在应对另一种紧急情况。电力异常导致所有设备都无法关闭,却又不能正常运作;随后,工作人员报告说,医院里的尸体正在逃离。保安起初把这些电话当作玩笑;之后增派人员赶往楼下,医生和急诊外科医生也被派去,报告亡者苏醒的消息越来越多。路德维格从丹德吕德医院打电话告诉古斯塔夫·马勒,尸体正在起身,并估计至少有一百具尸体可能涉及其中。23时40分,传染病病房被指定为临时集结地点,医院紧急召来更多工作人员。

伊娃的死亡与苏醒

对大卫而言,医院也是危机变得切身而具体的地方。在伊娃的床边,医生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然而,伊娃并非就此不再有任何反应——她扯动橡胶管,医生则观察到她似乎并不需要那根管子。因此,心脏停止跳动这一临床事实,并未能解决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大卫的恐惧和悲痛萦绕着那些无法用医学描述解释的细节,尤其是她发生变化的眼睛,以及熟悉的面孔与回望着他的那个人——或者那种存在——之间令人不安的隔阂。

这一刻并未长久沦为奇观。拉瑟赶到时,伊娃的苏醒已经不再显得耸人听闻。医院照常执行日常程序,处理着一场尚无定论可以解释的事件;后来留下的记录也保留了这种张力。在伊娃转往索尔纳后进行的首次访谈中,托马斯·贝里格伦记下了伊娃维持生命的身体机能停止与她在失去支持后苏醒之间相隔的短暂时间。她的说话能力正在改善,但她的话也流露出恐惧,以及无法如预期般运用嘴巴的困境。检查记录了可观察到的变化,却没有让她的经历变得完全可理解。

收容与研究中心

随着来自全城各处的报告陆续传来,丹德吕德医院既成为后勤调度中心,也仍是一所医院。最初报告的几例未能苏醒的情况,帮助界定了这一现象的限度——两具已经死亡十周和十二周的尸体并未复苏;在等待葬礼安排期间,它们都曾多次接受福尔马林处理。更多报告表明,只有死亡不超过两个月的人苏醒了。因此,医院成了统计和比较病例的地方,即使事件的规模已超出仔细调查所需的能力。

压力急剧增大。到1时,已有430名复生者被送入传染病门诊,工作人员正清空病房以腾出空间。每家医院仅留两辆救护车应对紧急呼叫,其余车辆都用于转运。由于丹德吕德医院无法收容所有人,医院便叫来出租车,将病人送往其他医院。2时30分,被认为对了解这一现象尤其重要的人被转送至索尔纳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法医部门。伊娃也在其中;另一人是鲁道夫·阿尔宾,他从死亡到苏醒的间隔比当时确认的任何其他人都长。丹德吕德医院的职责由接收复生者转变为分拣、记录并转送他们。

工作人员、访客与近距离接触的压力

医院的危机不只是床位和交通问题。报告描述了一个混乱的夜晚——有些病房里的工作人员无法合作;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加剧,工作人员被调往其他岗位。工作人员将一些争执归因于一种似乎能够读出彼此思想的能力,而军方消息人士则报告说,与大量复生者直接接触会引发某些现象。因此,医院既是承受极端压力的工作场所,也是一个近距离接触本身似乎会改变人们体验的环境。

规模仍在扩大。在后来的访谈中,丹德吕德医院院长报告说,医院里有1962名复生者,访谈进行期间还可能有更多人抵达。家属聚集在外面,但访客尚不获准进入——官员称病人正处于隔离中并接受照护,同时承认无人知道何时才能安全探视。最终能够探视的承诺,与有关精疲力竭的描述格格不入。护士维拉·马丁内斯解释说,工作人员无法在满是死者的房间里持续管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送到病房安抚病人的节拍器只起了一天作用,之后病人便把它们拆了;工作人员于是换上更耐用的活动装置。安抚病房的一项小小尝试,成了熟悉工具迅速失效的又一例证。

紧急事件过后的病房

丹德吕德医院在最初一波收治之后仍然重要,因为大卫和马格努斯后来也曾在此探望伊娃。病房陈设简陋——一张床、一张放着机器的床头柜、一把扶手椅,以及从伊娃头部接出的医疗线缆。厚厚的纱布遮住了她半边脸上的损伤。她的一只眼睛看起来几乎健康,脸颊却消瘦了,笑容也像是一种苦笑。这些具体的变化使得很难将康复称为简单地恢复健康。

大卫发现,伊娃回答问题时合乎情理,却显得机械,仿佛只是在重复学会的行为。他注意到脑电图屏幕上的变化,曲线上的波泡略微变大,也彼此靠近,但测量结果并不能确定她的回答意味着什么。罗伊承认情况有所进展,却没有说完安慰的话,接着问她是否知道渔夫。这个场景让医院处在几种认知方式的交界处——仪器记录活动,临床医生评估进展,家人则从她的回答中寻找自己记忆里的那个人。

丹德吕德医院在叙事上的重要性,在于制度秩序与种种难以解释之事的反复碰撞。医院对病人进行分类、安排病房、组织转运、限制访客,并测试可能安抚复生者的方法。然而,这些行动都无法消除核心的不确定性。在伊娃的床边,停止跳动的心脏、仍在运作的身体、逐渐改善的说话能力,以及机械地给出的回答,依旧是彼此有别的事实,而非一个令人安心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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