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及其受难
贾斯蒂娜德行及其受难,指的是特蕾莎(叙述者)坚信善良是道德与宗教义务,而世人却一再惩罚践行善良者这一冲突。在罗丹家中,这场冲突以辩论的形式呈现——罗丹称德行为受环境制约的工具,特蕾莎则视其为责任与慰藉的源泉。她努力践行德行——保护罗莎莉、教导她信仰,并坚守自己的道德承诺——却无法因此获得安全。这个概念由此将哲学争论与小说反复呈现的场景联系起来——德行暴露于剥削与痛苦之中。
对德行的不同理解
罗丹提出让特蕾莎留在他家中,但条件是她必须守口如瓶。他要她目睹家中的所作所为却不对外声张,并把她的德行说成对自己的慰藉——他说,在自己沉溺恶行之际,他希望身边有一个有德之人,在放荡之后可以去找她。特蕾莎立刻看穿其中的矛盾。她指出,即使是恶人,也会寻求德行所代表的安心与庇护。罗丹看重她的道德品质,却不是因为他承认德行是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
罗丹继而将这一矛盾发展成一套明确的理论。他把德行比作一处乡间避难所,只有危险来临、避之有利时才会用到;在他看来,德行的价值取决于具体情势,并非内在固有。在一个全然邪恶的社会中,德行毫无实际价值;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采纳当地受尊崇的行为准则,可以使人免受遵循该准则者的伤害。他还声称,道德习俗因地理与气候而异;既然各地的风俗会改变,就不可能具备他所认为真正的善所具有的恒久性。依照这种说法,德行不过是与人相处的策略,而非普遍的道德真理。
他的论证从习俗延伸到刑法。罗丹设想,一个社会禁止乱伦,另一个社会却允许乱伦。他辩称,在前一种社会里,受到禁令阻碍的欲望会带来痛苦;在后一种社会里,想要乱伦的人可以如愿行事而不受指责,其他人则漠不关心,或以自身的伤害回敬伤害。他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允许人们所称罪行的社会,可能让人们幸福或毫不在意,而德行看似具有的权威,不过是习俗偶然造成的结果。这种论证不只是否认道德绝对标准;它还把减轻痛苦、满足欲望当作废除禁令的理由。
特蕾莎的伦理与宗教承诺
特蕾莎的回应既关乎实践,也关乎信条。她记得罗莎莉请求她不要离开,也希望罗丹或许仍有一些良好原则,便接受他的提议,在他女儿身边任职。这份差事薪酬为三百英镑;以她危险的情形——不,必须全中文——在她处境窘迫时,这也意味着有望获得安稳。更重要的是,这给了她影响罗莎莉、或许也影响她父亲的机会。因此,她决定留下并非放弃原则,而是试图利用接近他们的机会行善。
她很快发现,罗丹表面上尊重她的德行,并不意味着他有意改过。他警告她,不要以为他如此对待她,就表示他敬重德行或认为德行胜于罪恶。他雇用她只是出于便利,这与他关于避难所的比喻相符——德行在符合他目的时有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成为他愿意遵循的准则。特蕾莎劝说他未能奏效,但她没有让他的论述动摇自己的信念,仍坚定不移。
相比之下,罗莎莉愿意接受特蕾莎的教导,并憎恶自己遭受的种种可怕对待。罗丹不准神父进屋,而且罗莎莉每次出门他都陪同,因此特蕾莎无法直接带她去找听告解的神职人员。她等待机会之际,便教这位年轻女子德行与宗教,并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使其都成为罗莎莉幸福不可或缺的要素。特蕾莎从对上帝的认知推导出敬拜的义务,再由敬拜推导出德行是履行这一义务的根基;在她的教导下,罗莎莉成为基督徒。但现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罗莎莉必须服从父亲,而公开违抗像罗丹这样顽固的人,可能会使她陷入危险。
德行在迫害中受到考验
对罗莎莉的担忧最终压过了特蕾莎从内部改造这个家庭的希望。她认为,帮助罗莎莉逃离与她乱伦的父亲,危害较小;若让她继续留在那里,则会使她暴露于各种危险之中。特蕾莎曾暗示可以逃走,并以为自己即将说服罗莎莉,年轻女子却突然失踪。罗丹和家中的女人声称,罗莎莉去十里外一位亲戚家度夏;邻里也重复说,他们看见她动身,而且众人都已向她道别。特蕾莎打听后,得到的只有彼此一致的保证,却没有保护罗莎莉所需的消息或掌控力。她的德行促使她试图营救罗莎莉,却无法保证自己甚至能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特蕾莎被囚禁在修道院时,同样的冲突变得更加惨烈。她在那里遭到侵犯后,院长命人给她送食物。这一举动非但没有安慰她,反而加深了她的悲伤——她曾将德行视为自己的荣耀与幸福,并相信良好行为可以安慰她,使她承受命运带来的苦难。此刻,她感到自己被那些本该向她伸出援手的人残酷地玷污了。她哭泣、呼喊,在地上翻滚,撕扯自己的头发与胸口,哀求袭击她的人杀了她。他们不把她的绝望视作她正在受苦的证据,反而将其当作令自己兴奋的景象,继而再次侵犯她。她的道德痛苦本身也成了进一步施暴的契机。
这一经历迫使神学问题浮出水面。遭受虐待后独自一人时,特蕾莎质问,为什么自己内心每一个德行之举,得到的回应都是令人痛苦的回声;她来修道院履行宗教职责,究竟犯了什么罪?她向神意祈求解释,自己所受的苦难是否意在使她反抗神意。反复出现的过程——怀着宗教目的而来、遭受侵犯、祈祷、痛苦却得不到回应——并未解决神的公义问题,却使道德意图与尘世后果之间的落差无法忽视。
含义与叙事意义
罗丹与特蕾莎之间的对照,不只是两种抽象定义之间的辩论。罗丹可以看重一位有德之女子在自己身边,却否认德行本身具有独立价值——他想让特蕾莎留在近旁,充当自己恶行之外的避难所,也充当不会揭发他的谨慎见证人。与此同时,特蕾莎的行动表明,即使履行德行的义务十分危险,她仍认为这些义务必须承担。她留下来接近罗莎莉,在受到监视的处境中教导她;她也考虑带罗莎莉逃走,因为女孩的安全比维持这家表面上的秩序更重要。
这些情节也区分了道德信念与尘世庇护。特蕾莎的德行赋予她行动的理由,也让她能够理解罗莎莉的需求,但这并不能使她免受伤害;在修道院中,宗教生活的守护者成了迫害她的人,她的痛苦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残酷。因此,小说对这一概念的刻画,立足于一种痛苦的悬殊——即使制度与个人将德行视为有用的工具或攻击目标,践行德行的人仍认为它有意义。在特蕾莎的经历中,苦难没有推翻她的道德信念,却使她无法轻易确信世人会尊重这种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