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忘恩与回报义务

在《朱斯蒂娜》中，感恩与忘恩并非只是彼此对立的美德——它们成为一场争论，焦点在于接受善意是否会使人对施予善意者负有义务。罗兰否认这种义务，称忘恩是骄傲者的美德，并利用特蕾莎曾救过自己这一事实为奴役她辩护。与他的教义相对，叙事展现了出于同情的援助所具有的实际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德·科维尔先生承担起照料特蕾莎的责任并采取行动保护她。

罗兰否认义务

罗兰初次出现在特蕾莎面前时，是一名受伤的旅人，而她不惜付出相当代价帮助了他。她给他烈酒，撕下衬衣为他的伤口包扎，并分给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酒；她也向他讲述自己的不幸。作为回应，他提出让她到自己山中城堡去服侍他的姐姐。特蕾莎把他的提议理解为可能是对自己照料的回报；她相信两人的互助已建立起某种情谊，便接受了他的庇护。

这项提议实为圈套。抵达多菲内边境的堡垒后，罗兰表明自己是一伙伪币制造者的首领，并揭露她将面临的命运——她必须与另外四名被囚禁的女子一起，每天转动轮子十小时，只能领到面包和豆子，并放弃任何获得自由的希望。他威胁说，过度劳累的囚徒会被扔进一口坑里，坑中堆着六十至八十人的遗骸。特蕾莎提起自己曾对他施以善意，问他是否会因正义或悔意而承认自己欠她一份情。罗兰却把她的慷慨说成是她自愿享受的乐事，而不是能使受惠者负有义务的恩惠。

他的论证把感恩重新描述为施恩者强加给受惠者的不合理要求。他声称，如果一个人行善是因为善行能让自己感到愉悦，那么受惠者便不欠他任何回报。他把这套说法从特蕾莎救助自己，扩展成一种普遍的等级秩序——富人和强者可以支配弱者。在他的论述中，接受恩惠会使受惠者蒙受屈辱，因为这让施恩者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还辩称，施恩者已经享受了这种优越感带来的满足，因此无权再要求任何东西。

罗兰明确颠倒了常理——他说，感恩适合谦卑者，忘恩则是骄傲者的美德。他的说法不仅仅是为自己没有感谢特蕾莎开脱，而是试图彻底抹去她的行为在道德上的意义，这样他便能剥削那个曾救他性命的人，同时不承认她对自己可能拥有的任何要求。因此，他诉诸抽象原则是为了达到具体目的——把支配说成天经地义，把互惠说成无法容忍的束缚。

残暴构成第二重否认

罗兰在最初背叛之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拒绝感恩并非孤立的借口，而是其一套更广泛行事逻辑的一部分——他把他人的脆弱视为自己掠夺他们的许可。他命人把囚徒锁在轮子上后，殴打特蕾莎，并拿罗丹留下的烙印再次羞辱她。后来，他以特蕾莎和苏珊娜没有做好活计为由殴打她们，到了午夜又来到特蕾莎身边，再次施加凌辱。她趁他暂时平静时恳求他减轻折磨，他便质问她，凭什么仅仅因为他通过她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指望得到更好的待遇。他坚持认为，自己攫取对她的一项所谓权利，并不意味着有义务放弃另一项。他举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比喻——强者在树林里抢劫旅人，不欠受害者任何感激；同样，在他的推理中，侵犯一个女人也不会带来补偿她的义务。

罗兰把拒绝互惠与明确否定温情联系在一起。他说自己的行为中没有爱，蔑视被他斥为骑士情怀的爱情，并把受自己支配的女人说成自己使用的工具，而非值得自己尊重的人。因此，特蕾莎的照料、劳作与苦难，在他的道德词汇中毫无分量——他只承认自己攫取的权力。他宣称罪行会刺激自己的欲望，越是可怕的罪行，越能增强他的快感。由此可见，忘恩并非他面对某一笔特定人情债时才会采用的教条；它属于一种世界观，在这种观念中，伤害他人能够带来满足，而要求得到人道待遇则会成为他可以惩罚的主张。

绳索与深坑

当罗兰要求特蕾莎帮他安排一场假上吊时，特蕾莎救过他的命与他的教义之间的矛盾变得鲜明。他命她把套索套在自己脖子上，诅咒他的罪行，并在他示意时抽走脚凳。这番举动旨在增强他的性兴奋；他失去知觉后，特蕾莎割断绳索，把他救了下来。他首先因那些感觉而欢欣鼓舞，并声称自己不怕受罚。接着，他把特蕾莎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宣称虽然她刚救了他的命，他却要谋划害死她——他把她放入苏珊娜死去的地牢，让她悬在三十英尺深坑底部的尸体上方。随后他又把她拉上来，把她的恐惧当作自己仍在威胁她的死亡的预演。这一连串举动清楚揭示了他立场的残酷——即使有人救了受益者的性命，也无法约束受益者。

离开城堡前，罗兰拒绝了特蕾莎请求自由并给她一点钱前往格勒诺布尔的恳求。她转而提出陪他去威尼斯，并承诺只要他放她走，她就不告发伪币制造者；他两项提议都拒绝了，还说即使自己富裕三倍，也不会施舍穷人。他进一步把消除贫困说成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声称应当维护不平等，施舍只会鼓励穷人抢劫富人。因此，感恩与慷慨一并遭到否定——在罗兰看来，无论施恩者的要求，还是穷人的需要，都不能让强者负上任何义务。然而，他的行径揭示了这番推理的后果——带来的不是彼此独立，而是弱者完全依赖控制她之人的意志。

叙事中的反例

小说把罗兰自私自利的论辩与另一类行为并置，使感恩具有不同的实际含义。在蒙塔吉，德·科维尔先生与德·洛尔桑日夫人遇见了被捆绑、虚弱不堪的特蕾莎。她被控谋杀、盗窃和纵火，在里昂受审后正被押往巴黎，以便确认对她的判决。德·科维尔先生承担起看管这名囚犯的责任；她被解开束缚，得到食物，也受邀讲述自己的不幸。这一幕表明，援助在无人知道将来可能得到何种回报之前，就已产生实际影响——特蕾莎被当作陷入困境的人，而非谋利的对象。

当特蕾莎的讲述揭示德·洛尔桑日夫人正是她失散多年的姐姐朱丽叶时，这种安排的意义便更加突出。德·科维尔先生面对姐妹相认，并没有要求感恩，而是按照自己对特蕾莎清白的判断采取行动。他紧急致信掌玺大臣，宣誓保证她无罪，请求在案情查明期间把她安置在自己的城堡，并向看守担保，由自己为她负责。他的干预与罗兰的行径形成直接对照——在德·科维尔先生看来，他人的脆弱是承担责任的理由，而不是宣称占有对方的机会。因此，框架叙事让援助改变了特蕾莎眼下的处境，也为她获得法律保护开辟了道路。

这种对照并非简单保证善意必有回报，也不是说德行总能确保安全。特蕾莎曾自愿照料罗兰，甚至付出自己仅有的几件财物之一，结果却是遭到囚禁和暴力。后来，瓦尔布瓦给她五枚路易金币，并把她托付给贝特朗夫人，请对方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对待她；在找到合适的职位之前，不要让她花费任何钱。特蕾莎感激地接受帮助，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报答；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那种苦涩的循环再次出现——又一次善行使她陷入穷困。在这些彼此对照的相遇中，感恩并非一种能够保证得到保护的债务，而是发生在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回应——罗兰利用这种不平等否认他人对自己的一切要求；德·科维尔先生与瓦尔布瓦则运用自己的力量，让他人的安全与需求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