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及其公平性争论

《朱斯蒂娜》中的社会契约并非平等者之间的抽象约定，而是一项存在争议的交易，其公平与否取决于各方拥有多少资源和权力。在与杜布瓦和铁心的辩论中，朱斯蒂娜主张，相互承担义务使社会得以成立，拒绝这些义务则会招致报复。铁心回答说，一项要求几乎无物可交的人作出让步、却不予以相应保护的契约，不能要求他们效忠。他们的交锋揭示了社会合作作为和平条件与社会秩序作为可能延续不平等的结构之间的张力。

相互承担义务的论据

朱斯蒂娜质疑杜布瓦宣扬的犯罪教条，问道，仅凭自利能否维系共同体。她认为，一个人若只以犯罪回报社会，就会被视为威胁——此人强大，便会遭人攻击；此人弱小，第一个受其冒犯的人就可能将其击倒。她推论，即便在罪犯之中，完全拒绝克制也会危及所有人。如果每个成员都毫无限制地追求私利，其中一人就可能杀死其他人，夺取他们的份额。依她之见，团伙需要合作，说明某种近似德行的东西即便在犯罪团伙中也具有实际必要性。

她的论证并不限于团伙。她说，社会依靠持续的体谅与善行往来维系，这些行为将人们联结起来。拒绝社会契约、只带来伤害的人，不能指望别人容忍其造成的危险。此人周围的人会团结起来维护安宁，因此，孤立地反对集体利益并不稳固。所以在朱斯蒂娜看来，契约不仅是道德理想，也是通过相互克制保障彼此安全的手段。

铁心的答辩——没有德行，只有利益

铁心反对朱斯蒂娜的结论，却承认她观察到的部分情况。他坚持认为，罪犯不会因为德行而停止彼此攻击。他们之所以克制，是因为独自行动会使他们失去追求自身利益所需的合作与资源。因此，他们的克制出于策略且并不稳定，不能证明他们具有道德承诺。朱斯蒂娜所说的德行，在他看来不过是算计——每个成员保护其他人，只因其他人继续参与对自己有用。

随后，他将同一套分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他认为，共同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私人利益只有通过让步才能与之协调。但各人作出让步的能力并不相同。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若交出有意义的一部分，就会失去维持生计的少许资源；拥有较多的人则可能发现，自己付出的远多于所得。铁心认为，一项如此不平等的交易，不能仅仅因为被称为社会协议，就被视为公平。他质疑的是同意的条件——对于一个没有足够份额可供交换的人，契约究竟能提供什么？

权力不平等与自然状态

铁心将社会契约描述为不同强弱地位的人之间强加的一项协定。他说，自认更强的人没有理由放弃优势；弱者作出的牺牲则超过协定承诺给予他们的回报。由于社会中两类人兼有，他认为这项协定可能令双方都不满——它约束强者，却不能满足他们；它剥夺弱者，却未能充分保护他们。因此，他认为，契约订立前的冲突状态优于不公正的安排，因为在那种状态下，人们可以自由运用力量与才干，而不必接受分配损失与利益皆不公平的安排。

这一论点并未提出和平的补救办法。铁心将重返冲突视为自然状态，并认为离开不公正的社会，胜过继续受其条款约束。违约者面临死亡风险，但依他的推理，与贫困和屈辱的一生相比，这种风险或许没有那么可怕。因此，所谓拒绝契约的自由与脆弱处境无法分开——对弱者而言，拒绝可能意味着暴露于暴力之下，而服从则可能使契约本应缓解的匮乏延续下去。

贫困作为检验同意的现实标准

这场辩论与朱斯蒂娜讲述自身经历时所处的境况相互呼应。父亲破产并去世、母亲一个月后也去世之后，朱斯蒂娜与姐姐朱丽叶特各自只从一笔大多被债权人取走的遗产中分得一百克朗。亲属不肯收留她们，修道院便让她们自行谋生。名义上的自由与物质上的不安立刻形成对照——姐妹俩可以选择，却几乎没有资源使自由真正发挥作用。

在叙述求职经历时，朱斯蒂娜说，自己还未满十四岁，便去找富有的商人杜布尔格，作为贫困孤女恳求他帮助。他告诉她，德行无法养活她，并把女性提供性方面的服务说成谋生之道。朱斯蒂娜拒绝了他的提议，但这次遭遇显示，名义上的选择可能因生计所迫和强者的观念而变得狭窄。后来，朱斯蒂娜离开杜布尔格后得知，他得到了一项政府委托管理的职务，预计每年收入会增加五十万英镑以上。她的不幸与他的兴盛，凸显了他们相遇时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在对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一项贩运活动的叙述中，同样的机制以更大规模出现。经营者说，他会到人们迫于生计、又没有其他出路的地方寻找受害者，因为这些处境会逐渐消磨反抗意愿；他还声称，自己利用对商业状况和价格的影响，扩大可供招募的贫困人口。为了让朱斯蒂娜加入这项勾当，他提出让她管理四个人，并支付一万克朗报酬。她的拒绝使这番招募说辞与此前向杜布尔格求助的经历形成对照——在这两件事中，剥削者都把匮乏当作工具，使处境脆弱的人能够被自己利用。这里呈现的并非单纯的德行与罪恶之别，而是名义上的同意与受工作、金钱和保障机会不平等影响的选择之间的差异。

叙事与伦理意义

这场辩论并未解决社会契约能否为现存社会辩护的问题。朱斯蒂娜的论述认为，相互承担义务是集体生活的必要条件；铁心则反驳说，罪犯之间的合作可以出于盘算利益，而非德行。更尖锐的是，他的批评质问——当一项协议分配的负担和保障并不平等时，它是否值得人们效忠？贫困与剥削的情节赋予这一问题现实分量——朱斯蒂娜一次又一次不得不在拒绝代价高昂的处境中作出选择。

这番交锋也揭示了将不公正的诊断转化为掠夺辩护的危险。铁心指出，人们能够付出和获得的东西确实存在巨大差异；但他所主张的摆脱契约的自由，却以力量而非公平作为行为准则。朱斯蒂娜的反驳坚持相互负责，但她的经历显示，社会秩序可能一边宣扬德行与义务，一边无法为弱者提供可靠的生存途径。因此，这一概念既构成一场哲学争论，也成为观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冲突的视角——相互承担义务的责任，与经济权力能够支配表面选择条件的世界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