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娜承认参与杀害有缺陷的新生儿

骨骸遗产

《菲娜承认参与杀害有缺陷的新生儿》描写了菲娜·伊达尔戈承认自己曾协助杀害一些身有残疾的新生儿的时刻。她的承认使一场针对不完整的家族与医疗记录的调查,变成了对责任归属的对峙——那些被记录为普通婴儿死亡的死者究竟是谁害死的,以及人们用什么道德说辞为这些行为开脱。

记录与死亡之问

阿玛娅·萨拉萨尔调查家族生育史时,菲娜作出了这一承认。一份旧产科记录记载,1980年发生过一次自然双胎分娩,两个女孩都被描述为看似健康,却都没有姓名。阿玛娅询问,如果其中一个婴儿死亡,记录上是否会有所显示。她得到的答复是,若有人死在山谷里,就应该有死亡证明,于是她要求找到这份证明。谈话的焦点由档案记载了什么,转向官方记录可能隐瞒了什么。

接着,阿玛娅问菲娜,她和哥哥是否曾杀害身有残疾的新生儿。这个问题直截了当,源于菲娜此前对法律区分新生儿与其母亲的做法不以为然。菲娜回答时把哥哥与这些行为撇清,并描述了她认为那些家庭所面临的家中压力——他们要照顾好几个孩子,尤其是其中有一个身有残疾的孩子时。

菲娜承认的行为范围

菲娜承认,身有残疾的新生儿曾遭杀害。她声称,大多数情况下是各个家庭自己动手;有时亲属缺乏动手的决心,她便会出手相助。她没有说明死亡人数,没有指出任何具体家庭,也没有交代自己亲自协助过哪些行为。因此,她的说法证实了她曾参与其中,却没有提供完整的受害者或事件情况记录。

她还否认哥哥曾参与其中。菲娜称,哥哥在道德和宗教方面一丝不苟,并不了解那些家庭在做什么。然而,她说,山谷里有孩子死亡时,哥哥会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在她的说法中,这些死亡在官方记录里被归类为摇篮死亡;签署证明的医生已经去世,而各个家庭也会否认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原本可能记录死亡情况的文书,也提供了掩盖死因的途径。

责任归属之争

菲娜把这些杀戮称为已过追诉时效的罪行。阿玛娅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她称这些行为是谋杀,而不只是一般罪行。她们的分歧不只是对用词的争论。菲娜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应对家庭困境的办法,并以这些死亡似乎不受法律追究为由;阿玛娅则坚持,这些解释并不能改变暴力行为的本质。

阿玛娅打量着菲娜;她穿着粉色衬衫和胶靴,看起来温和、慈爱,与她承认罪行时毫无悔意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反差。想到可采取的法律手段时,阿玛娅怒火渐起。她认定,要证明这些旧案几乎不可能——菲娜可以否认,相关证明由一位已经去世的医生签署,而辩护律师也能利用证据不足这一点。阿玛娅带走了证明,但这一幕并未表明菲娜因这些杀戮而被捕或遭到起诉。

供述证实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疑问

这份供述证实,菲娜声称自己参与过一些杀戮,并相信大多数杀戮是由亲属实施的。供述也揭示,这些死亡如何被写进官方记录,伪装成摇篮死亡。但它并不能证明1980年记录中那对没有姓名的双胞胎有任何一个遭到杀害,也不能证明菲娜亲手杀害过某个特定孩子,更不能证明阿玛娅调查的家族记录对应她所描述的某一宗死亡。

正是这一空缺令这一幕具有冲击力——坦白供述并未解开对家族往事的调查,而留存下来的文书本身也无法证明菲娜所描述的行为。这场交锋让档案、证人的说法与法律上的举证限度彼此冲突;阿玛娅坚持将这些行为称为谋杀,不让它们因遭到隐瞒而显得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