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鲸船上的剥削性劳动条件

捕鲸船上的剥削性工作条件，既根植于航行的经济结构，也根植于维持船上秩序的制度。船员被招募来从事危险工作，按等级和预期收入划分，并受限制其离船时间的契约约束。船既是工作场所、等级体系，也是封闭的社群——船上产物使远及各地的贸易获利，生产这些产物的工人却承担风险、限制与不确定性。

报酬、契约与航行纪律

准备乘阿库什内特号出航的二十六名船员，按未来利润的分数划分份额，清楚呈现了等级差别。皮斯船长兼任船长与部分船主，有权获得十二分之一；来自《埃塞克斯号》与梅尔维尔捕鲸经历中的楠塔基特的第一副手弗雷德里克·雷蒙德获分二十五分之一；赫尔曼·梅尔维尔担任前桅水手，获分七十五分之一。来自纽约的新手卡洛斯·格林只能指望获得一百九十分之一。厨师威廉·梅登，以及甲板水手托马斯·约翰逊和伊诺克·里德——记录称他们肤色为黑人或混血黑人——也属于即便少量份额都可能令其欣喜的人。这样的安排带来了收入的希望，却使工人距离其劳动共同创造的利润远近悬殊。

拥有份额并不意味着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结束工作。契约要求船员留在船上，直至船舱装满鲸油，并规定了行为与纪律方面的规则。某些行为会导致被扣五天工资；其他违规行为也会受到类似惩罚，处罚还可能包括鞭打。船员还必须从船上供给中购买替换衣物，而价格很高。这些费用会从他们最终所得的份额中扣除，因此航行结束时，他们可能所剩无几，甚至非但没有收入，反而背上债务。阿库什内特号尚未启航，就有两名船员逃船；原有的二十六人中，最终只有十一人返航。其他人在漫长航行期间逃船或遭解雇，而船长在这种情形下拥有广泛的权力。

水手甚至在抵达船上之前，招募过程就可能使其处于更不利的境地。在纽约应募的人可能被送往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路费则从他们获承诺的七十五美元中扣除。一些被称为“岸上鲨鱼”的招募者会把人灌醉，或实际上强行将其招募；这些人醒来时已在一艘驶离港口的船上，发现自己无法离开。纳尔逊·科尔·黑利记述自己五年后返航时只带回四百美元，其中一半还欠着购置装备的费用，这表明漫长航行即使耗去多年，也可能收获甚微。查尔斯·诺德霍夫同样形容自己在船上度过的几个月污秽不堪，并断言捕鲸使他失去了两年人生。这些结果揭示了利润分成承诺的脆弱——工人最终所得不仅取决于航行是否成功，也取决于扣款以及掌控船只者设定的条款。

海上生产、危险与等级

捕鲸船是漂浮在海上的工业工作场所。它的目的是收集、加工和储存鲸类产品；船主与船长为追求利润，采用了与磨坊和工厂相关的惩罚性做法。在这一叙述中，鲸油与鲸须是工业化扩张与人类世开端时期的商品，而捕鲸船则像一种海上矿场。这一比拟将注意力从海上冒险转向劳动过程——人们在一个围绕开采和处理贵重材料而组织起来的体系中工作，而他们的薪酬与供给可能被削减，以提高收益。

工作被分配给不同的捕鲸艇船组，每组包括一名船长或大副、四名前桅水手和一名鱼叉手。选定船组之前，船员会被询问经验，其体能也会受到检查。放下捕鲸艇后，留在船上管理船只的人可能不到五名。这种安排让高度紧张的工作时段与等待或例行苦役交替出现。船上工作也重新安排了时间——一天被划分为航海值班时段，并以正午至正午计算，与陆地生活的节奏相去甚远。

等级也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查尔斯·W·摩根号上，军官有小舱室，低级水手则睡在狭窄艏楼内一层层的铺位上。光线的分配同样体现了这种等级——军官住处的甲板上嵌有数块玻璃棱镜，用来收集阳光；艏楼却只有两块，而且上方的绳索可能挡住光线。二十五人共住在拥挤到无法同时站立的空间里。值完班后，船员往往要等到交班下舱，才有机会换下湿衣服；这处住处并非短暂的不便，而是他们四年航行中的家。这些细节表明，一艘生产船如何不均等地分配空间与舒适，即使所有人的劳动都属于这次航行的一部分。

种族、招募与港口经济

这一劳工制度还建立在种族不平等之上，其劳动力来自众多社群。十九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每二十名居民中就有一名黑人，比例高于纽约、波士顿或费城。城中有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移民相关的街区；当地捕鲸劳动力除美国人外，还包括非洲人、原住民、亚速尔人和佛得角人。船主雇用黑人水手，有些船主不加盘问，有些则因贵格会信仰而反对奴隶制；一些黑人水手后来升任船长或大副，而新贝德福德发明家刘易斯·坦普尔则研制了翻转式铁鱼叉。

这些可能性并未消除船上的歧视。铺位仍然实行隔离，条件也逐渐恶化，以至于到十九世纪末，有色人种男性尤其可能应募上船。与此同时，对于在陆地上的选择受限的人来说，船也可能提供工作机会。1838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穿着水手服逃离巴尔的摩，抵达阿库什内特号出发地与梅尔维尔经历中的新贝德福德。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四年，滚动桶箍、为船只装货、锯木、扫烟囱，并拉动铁匠炉的风箱。他的经历将港口的海上经济与黑人劳动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却没有把船上秩序简单等同于奴隶制——材料呈现的是彼此相邻运作的不同劳动形式、纪律、隔离与有限机遇。

作为封闭社群的船只

一艘捕鲸船把一个社会世界压缩进狭小而不断移动的空间。有时，家庭也会乘坐查尔斯·W·摩根号出行；船只行进时，孩子们在围绕桅杆设置的桌旁做功课，母亲则缝纫。这种家庭生活与极不平等的船员住处及生产要求并存。这一对照格外清楚地凸显了船上的局促——同一艘船既能维持家庭日常，也能维持严格的工作等级；生活和劳动于其中的人，私人空间都十分有限。

与另一艘船接触，能带来短暂的喘息。在一次“会船”期间，船员可以交换信件与消息，并彼此交往。在一次与克里斯托弗·米切尔号的会船中，黑利听说一名船员因外貌遭人嘲笑，后来生病后才被发现是女性。她的故事直到船只返家后才公开，显示船上隔绝的社会秩序也可能被人跨越，并在其中隐匿。这个故事也与叙述中对海上生活的整体描写相呼应——海上生活既受限制又有开放之处，既有纪律约束，也可能提供陆地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某些自由度。船上的封闭世界并未废除规则；它使这些规则以及生活在其下的人变得格外难以逃离。

尽管条件恶劣、报酬不定，冒险的浪漫想象依然延续，但它无法与使航行成为可能的经济安排分开看待。不平等的份额、各项扣款、长期离家、局促的空间和危险的劳动，并非捕鲸事业中的偶然现象，而是船只将人的劳动转化为鲸油及其他产品所依赖的条件。份额承诺与最终可能负债返航之间的落差，构成了这一制度的核心矛盾——水手可以被描述为参与分享航行利润，却几乎无法控制劳动、费用或决定最终剩余多少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