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法利亚是一名二十一岁国民派骑兵的家乡，他在山口附近的战斗中阵亡。他的军人证件和家信为这名死者赋予了具体的人生背景；否则，罗伯特·乔丹或许只会把他视为敌人。这些材料让战争的代价变得切身，却没有消除乔丹坚信自己必须为信念而战的想法。

骑兵的家乡

阵亡士兵的证件表明，他未婚，是一名铁匠的儿子，出生于纳瓦拉的塔法利亚。他服役于一个骑兵团，罗伯特·乔丹原以为该团驻扎在北方；战争初期，他曾在伊伦战斗中负伤。这些细节将他置于寻常的平民生活与军旅生活之中，而非让他成为山口里一个没有面目的身影。乔丹甚至猜想，自己是否曾在潘普洛纳的集市上见过这个年轻人，当时他混在人群中跑在斗牛前面。这只是猜想，并非确知，却让士兵的家乡一带对乔丹显得熟悉，也使他更难将士兵的死亡与自己对那片地方的生活印象割裂开来。

家信与地方的伤亡

乔丹读到的信件使塔法利亚的存在超越了士兵本人。他的姐姐仔细写着家里的情况——父亲安好，母亲照例抱怨背痛，她盼望弟弟平安。她支持国民派的事业，相信弟弟正在帮助西班牙摆脱马克思主义统治，并祈求宗教庇佑他，其中还提到她相信弟弟仍戴着的圣心徽章。信中还提到，自她上次写信以来，当地已有十个男孩据报阵亡。乔丹想到，对于塔法利亚这样大小的城镇来说，十人实在很多；这份伤亡名单让战争的波及范围，通过一个小社区的人命损失变得具体可数。

另一封信来自骑兵的未婚妻，字迹不那么工整。乔丹读后觉得，信的形式克制，写信人却满怀忧虑，担心年轻人的安危。他把这封信与军人证件一同收起，没有继续读其余的信。他对这些信件的了解有限，却意义重大——信件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他认出一个家庭和一段关系；而那些未读的信页则表明，阵亡者的一生仍有许多部分无从得知。普里米蒂沃问士兵来自哪里时，乔丹只简单回答：“塔法利亚。”这个地名如今不只代表一个地点，也象征着留下信件、却失去了他的家人和未婚妻。

乔丹的反思

这些信件促使乔丹在内心追问自己曾经参与的暴力。他试着把这件事搁在一旁，随后却开始盘算自己杀过多少人，其中又有多少确实是法西斯分子。他承认，自己能确切数出的杀人数超过二十人，而其中只有两人毫无疑问是法西斯分子；他指出，那两人是在乌塞拉被枪决的俘虏。此后，他一直避免杀害手无寸铁的人。这种区分并未使他卸下责任——他承认，其余的人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他们的武力与己方所抵抗的武力相对抗；但他也明白，这个解释并不能让杀人变得简单，或使其在道德上不再成问题。

塔法利亚加深了这种矛盾，因为乔丹对纳瓦拉人怀有亲近感。阵亡骑兵的信件没有揭示什么隐秘的政治内幕，也没有改变他所效力的阵营。相反，信件揭示了“敌人”这一类别遮蔽的人命代价——一个年轻人有父母、姐姐、未婚妻和一座家乡城镇，而那里已经开始清点伤亡。乔丹仍为自己的事业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感到自豪，却也一再提醒自己，必要性不能变成对杀戮的信仰。在这一段情节中，塔法利亚既是士兵证件上记载的真实地点，也是军事对立转化为个人认同之处。

超越战场的一处地方

在小说对分裂人生的更广泛叙述中，这个地名再次出现。在另一场谈话中，安塞尔莫说，战线另一侧的人和他自己一样都是穷人，他不愿想到自己要杀死他们。他的这番话不能证明他认识那名骑兵或其家人，但确实呼应了乔丹读塔法利亚家信时产生的道德体认。敌人可以按照效忠对象和制服来界定，但这些信件恢复了那些分类所遗漏的平凡人际纽带。

这一段情节的力量来自视角在整体与细节之间的转换。塔法利亚起初只是军人档案中的一个地名，随后成为一座由姐姐清点阵亡者的城镇，最后成为乔丹回答普里米蒂沃“阵亡士兵来自哪里”时说出的名字。他的回答简短，其背后的情境却并不简单。通过幸存下来的证件和信件，遥远的家乡进入了这次行动的图景；一名骑兵阵亡这一战术事实，也由此成为乔丹无法轻易抛开的道德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