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越来越少的事说“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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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越来越少的事说‘唉’”是保罗·多尔为自己习以为常的情感退缩所取的名字——每一种接踵而至的恐怖都先得到承认,随后又被放过,直到几乎没有什么还能令他烦扰。这句话借自奥登,凝练地概括了这种道德习惯;正是这种习惯,使多尔在服务于迫害与大规模杀戮的体制时仍能自称正常。后来,他对集中营污秽与死亡的追问,揭示了这种习惯使他付出的代价。

放过一切的习惯

多尔将这种情感退缩追溯到一种政治秩序的建立;当时,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杀人犯”被推上总理职位。他说,在此之后,情感、感受力与细腻心思都从他身上退去了。他描述了一种几乎每日发生的内心交谈——他告诉自己放过某件事,接着又问,连这件事也能放下吗,然后回答说可以。重复本身就是重点——道德上的屈服并非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种不断扩大的习惯。

多尔称奥登的八个音节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异常精准。诗中的两行“向越来越少的事说‘唉’”,将他的习惯浓缩成一句公式。“唉”仍然表达了对苦难的回应,但走向“越来越少”则描写了这种回应的消退。因此,这句话既是多尔对自身适应过程的叙述,也是对他如何让这种适应成为可能的控诉。

公开的辩解与私下的疑虑

多尔的行为展现了他内心的那套公式所允许的一切。在讨论囚犯待遇时,他宣称赞同党卫队全国领袖,并反对娇惯囚犯,将集中营说成不是休养院。他的语言把严酷转化为政策选择,把忠诚转化为正当理由,而遭受该政策对待的人则在纪律的话语中消失了。

多尔对被禁反犹刊物《冲锋报》的评价,则为同一种疏离提供了更复杂的例子。他声称,刊物上犹太男子的煽情图片会损害反犹主义,因为这些图片使它显得歇斯底里;他更偏爱图表、统计数据以及他所谓的科学证据,并称这种做法受到帝国安全总局的推崇。他回忆说,在达豪,囚犯食堂里展示这份报纸引发了暴力;随后,他把犹太囚犯逃过这场暴力归因于贿赂,并声称他们主要遭到其他犹太人的迫害。他那看似务实、针对粗劣宣传的批评,并未挑战迫害;相反,它展示了维持迫害的一种更精心算计的手段。

在春草地,多尔坚称自己是一个有正常感情的正常人,却又解释说,他通过想到德国以及“救主”对自己的信任,来压制人性的软弱。他说,对犹太人仁慈就等于对德国人残酷,并以正负结果的计算取代道德区分。他对正常性的宣称与大规模死亡的场景直接并置,使他的自我描述成为那种被这句话点明的逃避行为的证据。

鲍里斯·埃尔茨讲述自己在戈莱绍遭遇“反尤里卡时刻”时,呈现了另一种疑虑。鲍里斯说,他听闻柯尼斯堡正在杀害精神病患者,以腾出床位给那些在波兰和俄罗斯杀害妇女与儿童后精神崩溃的男子。这一消息使他想到,德国这个国家的状况并非一切如常。这一事件为更广泛的政治暴力赋予了循环往复的形态——被杀戮摧毁的人,自己也被当作可以抛弃的对象。与这种认识相对照,多尔习惯性的放过一切便显得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他自己的选择。

被压抑之物的回返

在凉亭场景中,这句话所包含的情感逻辑发生了变化。看着某人睡了约一个小时后,多尔说,自己放弃和舍弃的一切都显现了出来。他怀着自我厌恶之情,看见自己任由内心变得多么污秽、萎缩;当睡着的人睁开眼睛时,他感受到某种希望。这种逆转并不能抹去他先前的选择。相反,感情的回归使这些选择累积而成的代价重新变得清晰可见。

集中营作为道德清算

在别处,多尔对集中营的追问将“减少”的语言转化为一连串感官与道德上的指控。他问,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好的,为什么气味如此难闻;为什么坡道上的人如此粗鲁地喝水;为什么草地翻搅、喷吐;为什么受孕与孕育预示的不是新生命,而是死亡。他还问,为什么雪会变成棕色。这些问题拒绝了他早先那套正负结果计算中的抽象说法——气味、苍蝇、害虫、饥饿、疾病与死亡,作为无法用政治术语粉饰的具体后果,再度显现。

多尔将这种败坏与服从联系起来。他看着那块宣称忠诚与荣誉密不可分的告示牌,思索“尸体般的服从”这个词——其中包含一具尸体——以及焚尸炉和坑中的死者。他最后把这一意象延伸到服从者身上——死者不仅包括被谋杀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包括那些顺从地活着的人。与奥登的两行诗并读,这段文字表明,“越来越少”不仅是一种个人症状。它描述了一种政治与道德上的损毁,而多尔迟来的追问则显示,被压抑的认识正艰难地重新化为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