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不明的一人或多人

“身份不明的一人或多人”是一个听起来颇为正式的称谓，标示着克拉特一家遇害与责任人身份得到确认之间的空白。在死亡证明上，它记录了当时尚未查明的情况；作为第二部分标题《身份不明者》，它也为全书叙述案件定下基调——怀疑、指控和否认不断争辩这一不确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称谓及其背景

1959年11月16日，赫伯特·威廉·克拉特的四位朋友回到河谷农场，这次不是像先前几次那样去猎野鸡，而是去打扫那栋有十四个房间的住宅。死亡证明将作案者列为身份不明的一人或多人。这一表述保留了两种可能——作案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不止一人，但其身份都尚未确定。对于负责打扫的朋友们来说，这栋熟悉的住宅已变成一个责任人仍然没有姓名的地方。

因此，这一说法不只是记录中暂时留下的一片空白。它指出了四人死亡这一已知事实与责任究竟归于谁这一仍未解决的问题之间的距离。第二部分标题《身份不明者》将这种不确定性从死亡证明延伸到全书对案件的叙述之中。

对不确定性的质疑

即便调查情况的公开说法受到检验，这一称谓仍然存在。佩里·史密斯读到一则报纸报道，称凶手几乎没有留下线索；他不认同报道暗示此案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线索。他告诉迪克，自己不相信报纸的说法，并将疑虑与他所谓的预感联系起来。迪克对他一再提起此事感到不耐烦，并否认当局已经发现了关联。他们的分歧为这一说法增添了戏剧张力——公开记录中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每个当事人都认为作案者无从查明。

迪克对佩里·史密斯的看法，进一步使“身份不明的作案者”这一观念变得复杂。他认为佩里·史密斯是罕见而有本事的杀手，并相信可以利用这一特质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是迪克个人的判断，并非官方认定；这一判断也与他试图奉承并拉拢佩里·史密斯有关。两者之间的反差很重要——调查人员可能尚不知道某人的身份，而与此人亲近的人却可能已经给他贴上标签，甚至出于策略而误读他。

彼此竞争的称呼与责任归属

到了审判时，身份问题变成了证词如何称呼和评判他人的问题。辩护团队成员哈里森·史密斯追问弗洛伊德·韦尔斯与他有关的绰号，并提及那些带有告密者意味的称呼。韦尔斯回答说，自己叫弗洛伊德。这段交锋表明，称呼并不中立——即使证人的陈述已成为案件的一部分，一个标签仍可能使他显得声名狼藉。

囚犯之间关于谁够得上杀人者的争论仍在继续。洛厄尔·李·安德鲁斯提到被判死刑的人数时，迪克纠正了他的计算，并区分了供认杀人的人和他所说的一名遭到错判的人；他坚称自己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的否认并未消除案件中相互冲突的说法，反而明白点出了这一表述的核心问题。所谓身份不明，并不只是缺少一个姓名，也涉及责任归属本身存在争议。

叙事意义

在死亡证明、报纸讨论、法庭质询和监狱交谈中，这一说法从官方对认知不完整的陈述，逐渐转变为检验彼此竞争的说法的方式。措辞并未排除作案者可能是一人或多人的情况；后续场景则将注意力转向有名有姓的个人，同时表明，仅仅说出姓名，并不能确定他们做过什么，也不能确定他们如何描述自己。因此，《身份不明者》将案件最初的不确定性与此后围绕指控、证据和自我开脱持续展开的争论联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