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加入民主教育协会并担任秘书
夜与日玛丽·达切特受聘为民主教育协会秘书，使她从无薪的妇女参政权组织工作转入正式的带薪改革职位。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办公室——她加入了一个集体政治事业，其成员将自己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独特力量；与此同时，小说也关注伴随这类抱负而来的日常劳动、不完善的运作机制和挫折。
从妇女参政权工作到新职位
玛丽早先的政治工作以罗素广场的一间办公室为据点，她在那里无偿为一个妇女参政权协会工作。去办公室的路上和伏案工作时，她的心思都牵挂着这份工作；她想方设法节省纸张，又不冒犯西尔夫人，并设想自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组织者，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重建协会。她日常要处理信件和办公室行政事务，但更大的抱负是筹办一系列娱乐活动，以所得收入资助经费不足的协会，并借参与者引起内阁大臣对协会主张的关注。
这项工作在罗素广场一幢宽敞的老房子里的共用办公室中展开，房间由几个协会分用。打字机整日作响，玛丽跑上最后一段楼梯，开动自己的打字机，与其他人的打字机声响交织在一起。这一场景让政治工作以文书劳动的形式变得具体可见——运动不仅需要信念，也需要房间、纸张、通信、组织和资金。
玛丽无薪职位的局限十分明确。她是一名业余工作者，而外界似乎并不想接受她所在的妇女参政权协会所能带来的益处。议会中的一次政治操作再次使妇女无缘投票权，这一失败使运动在实际和情感上的重担显露出来。西尔夫人愤怒以对，并再次表示相信公众；克拉克顿先生则把这一挫折视为政治运动中常见的逆转，并提议采取更有系统的组织方式。在这一背景下，玛丽后来转任带薪秘书，改变了她工作的制度环境和劳动条件。
民主教育协会
这个新职位经由霍勒斯·巴斯内特出现。他是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受命从事社会改革。他与一群同样有才干的年轻人共同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教育工人、促进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交流，并团结他们，有组织地挑战资本势力。计划已推进到成员租下办公室并聘请秘书的阶段；巴斯内特前来向玛丽说明计划，并向她提供这个原则上附有少量薪水的职位。
这一职位并非以一套已经定型的方案呈现，而是作为一项仍在讨论中的提议出现。巴斯内特从晚上七点起就一直朗读改革者的文件，但讨论时常打断朗读，他们还解释其他人的私人品性或据称怀有的意图，因此文件只读了一半。他们的谈话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他们甚至忘了添煤生火，却仍刻意保持正式的谈话方式——玛丽提问时常先问自己是否应当以某种方式理解某件事，而巴斯内特则以“我们”的立场来陈述观点。
玛丽的提问并没有妨碍她逐渐接受这个群体的说法。讨论继续一段时间后，她几乎相信自己属于那个“我们”，相信这个群体的观点、社会和政策构成了一个界限分明、与更广泛社群相区别的圈子。因此，她受聘一事将新的职业角色与新的政治身份结合起来——她不再只是从外部评估一个组织，而开始以其成员的身份发言和思考。
开始担任秘书
拉尔夫·德纳姆来到玛丽的住处时，发现她正和巴斯内特在一起，身边放着新协会的文件。玛丽解释说，巴斯内特正在帮助她，因为她对自己的工作还不太了解；她还说自己已经担任秘书，不再在罗素广场工作。她说出这些话时显得拘谨，甚至近乎生硬，这表明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尽管这一段并未将这项任命描述为她早先承诺的终结，也没有解释变化中的每一项实际细节。
这一场景也展现了新职位很快便投入了实际工作。玛丽和巴斯内特仍在审阅文件，讨论组织的目标；这并非只有头衔、没有具体工作的任命。她已直接着手了解协会的计划，而拉尔夫的到来打断了两位组织者之间一场持续已久、态度认真的谈话。
政治劳动、理想主义与延续
小说将玛丽新的带薪职位与她此前无薪从事的妇女参政权工作并置，区分两者的制度目标，同时并未减轻任何一方所需的努力。在妇女参政权办公室里，她曾希望通过实际组织和公共活动振兴协会；西尔夫人和克拉克顿先生则对政治挫败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应——一方义愤填膺，相信人民；另一方着眼于程序规划和策略调整。他们的争论展现出，这场运动既依靠信念，也依靠行政工作维系。
西尔夫人把这场运动描述为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一位先驱退下，另一位接续而上，年轻女性理应继续这项工作。她认为妇女事业与人类事业不可分割，并坚持必须继续向公众阐明真相。玛丽转入民主教育协会，使她加入了另一个改革网络；这个组织谈论教育、阶级合作以及对资本势力的集体挑战。这一转变拓展了她政治工作的范围，但相关描写也保留了宏大言辞之下的日常条件——微薄的薪水、尚未读完的文件、数小时的讨论，以及一位边做边学习工作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