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琳·波勒姆斯遇害一案再次浮现时，并非作为一桩已有定论的案件，而是通过鲁斯蒂·萨比奇对这起塑造了他的人生、且在官方层面始终悬而未决的罪行所作的重构呈现。他认定巴巴拉·萨比奇可能策划并实施了这起罪行，并描述她可能如何制造不在场证明、操纵证据。然而，这番叙述并未引发起诉，也没有带来权威的公开定论。其力量源于鲁斯蒂的私人认知、他与卡罗琳的过往，以及他选择不揭露自己所相信的事实这一现实之间的冲突。

背景与事后辨认

谋杀发生在4月1日，地点是卡罗琳·波勒姆斯的公寓。叙述并未通过案发当时的场景回到这起案件，而是借由后来的回忆展开——鲁斯蒂拼凑出一种可能的作案经过，并将它与那些曾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节对照。他的解释使家中物件和调查痕迹有了新的重要性，但这仍是他的重构，并非法庭作出的判决。

一件名为“沾有血迹和金发的黑色园艺工具”的黑色铁制园艺工具，成了连接那段往事与鲁斯蒂当下的最具体线索。巴巴拉的父亲去世后，这件工具与其他器具一同被送到萨比奇家，由巴巴拉的母亲送来。它在院子里有多种寻常用途；鲁斯蒂后来认出，它也曾是杀害卡罗琳时使用的工具。它在家中的实用功能与其在罪行中的作用形成对照，使这段往事留存于一件从未脱离日常生活的物品之中。

鲁斯蒂对罪行的重构

鲁斯蒂叙述了巴巴拉前往卡罗琳公寓之前所做的准备。她曾在大学停留并使用那里的计算机系统，这段活动可以为她提供不在场证明，也足以占用时间，使这一说法显得可信。在他的重构中，卡罗琳以为来人是巴巴拉，便让她进入公寓。巴巴拉带去了园艺工具和绳索，事后还在吧台留下一个酒杯，作为她布置现场的一部分。

伪造的生物证据也是这项安排的一环。鲁斯蒂认为，巴巴拉使用了自己收集的材料，并试图使其看起来与罪行有关。他强调，这一计划取决于她认为调查人员会检查哪些东西，以及她以为哪些东西能逃过审查。这并非巴巴拉的供认，而是鲁斯蒂对她如何构造误导性说法、掩盖杀人真相所作的详细解释。

鲁斯蒂提出的作案经过还包括巴巴拉离开前将门解锁。在他的叙述中，这一举动影响了人们对公寓状况及进入方式的理解。他的重构使这起罪行看起来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一连串旨在把注意力从实施者身上引开的选择。他没有声称巴巴拉预见了所有后果——在他看来，后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她未曾料到的细节。

证据与家中物件

鲁斯蒂通过几类法证证据将巴巴拉与调查联系起来。她家中地毯的纤维出现在她裙子的下摆上，调查人员还找到可能来自她的毛发。他也提到对精液样本的详细检验、通过电话通话记录追查一通来电，以及玻璃杯上的第三枚指纹。每条线索都有其局限，但这些线索共同构成了鲁斯蒂据以叙述的脉络。

“沾有血迹和金发的黑色园艺工具”的意义不仅关乎证据，也关乎私人情感。审判结束后，鲁斯蒂在工具的一枚齿上发现了干涸的血迹和一根金发。他盯着工具看了片刻，随后将它带到地下室，在洗衣池里清洗；当时巴巴拉也下了楼。这一幕将辨认与隐瞒联系起来——鲁斯蒂遇到了可能揭开往事的证据，但他所描述的举动不是把物品交给调查人员，而是将它洗净。这件工具经由巴巴拉的家族传承下来，使这一发现格外贴近家中生活，但单凭它本身并不能确定是谁使用了它。

罪责、沉默与悬而未决的案件

鲁斯蒂的思绪并未止于罪行的具体经过。他思索，一个人如何会考虑某个计划、迈出最初一步，并逐渐越过界限，同时不断告诉自己尚未造成真正的伤害。他为自己在两人共同经历中的过错向巴巴拉道歉，也承认即使对采取行动的人而言，杀人的缘由也并非全然可以理解。他提到自己曾有意伸手追寻卡罗琳，这番话凸显了他自身的欲望与责任，但本身并不能断定是谁杀了她。

这一区分使结尾在道德层面仍未有定论。鲁斯蒂的重构指控巴巴拉，但他愿意将这一说法讲出来，并不等于将它转化为公开案件。他告诉她，他希望两人各自知晓的事情能在彼此之间说清楚，也表示自己想继续生活，部分原因是为了尽量减少两人生活所受的伤害。因此，这番披露既是一种指控，也是在试图确立两人未来相处的条件，而非正式诉诸司法。

这起谋杀仍未侦破。鲁斯蒂说，没有人和他一起追查此案，而且让两个人因同一桩罪行接受审判，在实际操作上几乎不可能。后来，一名狱中人员试图认罪，鲁斯蒂便派丹·利普兰泽去记录其陈述；丹·利普兰泽回报说，那番话毫无价值。这一插曲没有带来新的定论。案件最终停留在鲁斯蒂的私人认知与公开沉默交汇之处——他已经详细讲述了自己认为巴巴拉所做的一切，但这起罪行仍没有官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