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1840年
树皮1825–1840年这一时期以“惊人的大火”为题，但其中的火灾属于更广泛的转变史——森林被视为似乎取之不尽的财富，而将森林转化为可交易木材的工作，则暴露出生态损失和人身风险。小说将商业野心、不断变化的景观，以及把遥远森林与市场连接起来的劳动交织在一起。
木材作为长期商业愿景
森林成为查尔斯·杜凯认为能够摆脱毛皮贸易不稳定性的资源。海狸毛皮可能因供过于求而贬值，也可能由于过度捕猎、疾病或市场变化而消失；相比之下，木材在他看来是欧洲所缺乏、似乎永恒不变的商品。他记得英国殖民者曾提供造船桅杆用松木，于是设想木材可用于船只、房屋和取暖，带来长久的利润，并积累可由儿子继承的财富。他计划继续靠毛皮获利，同时为转向木材做准备。这项计划背后的信心源自一个根本性的误判——森林看起来辽阔而且能够自我更新，因此其商业价值似乎永恒不变。
这种雄心并不限于新法兰西。在印度，费尔德韦宁船长以陶器和丝绸换取食物与香料，并为阿姆斯特丹市场购入巴特那鸦片。杜凯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森林，他思索一条三角贸易航线能否为木材商服务。这番交易表明，他考虑的不只是木材作为本地产品的价值，也将其视为更广泛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同一航程也让鸦片贸易展现出与之竞争的可能性。
承压的景观
木材经济兴起之时，周围的景观早已受到定居活动和其他资源开采方式的改变。在米克马克人的土地上，索塞普指着沿岸的法国家庭，描述曾经世世代代为人们提供浆果和可食用根茎的土地。大片土地已被开垦，种上玉米和芜菁；盐沼则被排干，以便为牲畜生产干草。麋鹿、驯鹿和熊已退入远处，而海狸数量也因毛皮被用来交换枪支和金属锅而减少。在这段叙述中，曾放在坟墓上的海狸皮已变成一种白人的货币。这些变化并非一次骤然断裂，而是土地、食物习俗和交换方式逐步改造的累积结果。
后来的新西兰场景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模式。沿岸站点兼有伐木营地和贸易站的功能，经营亚麻、桅杆木和木材；与之相关的仓库、锯木厂和小型造船厂则吸引欧洲人来到海岸。各家企业砍伐最有价值的木材，随后将营地迁往别处，留下树桩和废料。先砍伐卡希卡蒂亚木，随后砍伐贝壳杉；有些地方，倒下的树木铺满地面，绵延数日路程，之后又被焚烧，以便清理土地。森林被简化为可供出售的资源，而植物、动物和其他森林生物遭到毁坏，则被视为开拓这片土地所付出的权宜代价。
开采活动中的劳动与风险
伐木营地被描绘成一个围绕着令人筋疲力尽的重复劳动而组织起来的工作场所。工人们天亮前起床，吃咸猪肉、喝茶，带着磨利的斧头去砍伐，天黑后才返回拥挤的住处，吃简单的食物。营地寒冷、睡眠条件简陋，日程又紧张不休，这些状况表明伐木是危险的劳动，而非浪漫的冒险。春季放木漂流结束后，许多工人会在附近城镇花掉工资，然后等待另一位承包商雇用他们。这种行业吸引了缺少其他选择、缺乏保障的男人，而对速度的需求则使那些能够经受风险的人更受青睐。
放木漂流尤其清楚地呈现了危险如何不均等地分配。一位老板解释说，运送木材和驱动磨坊都离不开水，因此如果公司想让木材运抵目的地，就必须承担放木漂流的成本。这项工作交由原住民劳工承担——人们看到两名米克马克人和一名蒙塔奈人引导木头顺流而下。更早的一段营地惯例叙述则明确说明了这样安排的原因——放木漂流被认为危险至极，因此老板把工作交给印第安人。这些场景将运输木材的商业必要性，与最危险工作被分配给谁这一问题联系起来。 几代人下来，塞尔家族见证了一系列工具和运输系统的更迭。单刃斧被双刃斧取代，之后又出现横截锯；上下往复的排锯被圆锯和双圆锯取代，最终又发展出长带锯。牛被马取代，随后又出现蒸汽绞盘机和谢伊齿轮式机车。随着道路深入远离水道的森林，卡车和道路逐渐取代河流放木。转变带来新机器和更广阔的作业范围，却没有相应地消除危险——伐木工必须在强力设备间作业，而小说描绘的行业中，男人能否生还取决于警觉和运气。
市场规模与森林的未来
当杜克—布赖特施普雷彻公司将第一船优质松木运往悉尼（澳大利亚）时，商业视野进一步扩大。弗伦斯律师会见了一位买家；对方希望签订为期十年的供货合同，也对贝壳杉感兴趣，并寻求伐木合作伙伴，以便在新西兰建立高效营地。这段对话将小说此前的木材愿景带入国际市场——相隔重洋的森林被纳入一场寻求稳定供应的统一商业活动，而扩张也伴随着效率至上的话语。
与这种扩张相对照，这一时期的场景将供应无穷无尽的信念，与工业规模采伐木材所造成的明显后果并置。道路和机械使开采越过河流、深入更远之处；商业企业砍尽森林中最有价值的树木后便转移他处；剩下的木料甚至可能遭焚烧，而非得到保存。因此，这一时期涵盖的不仅是一系列商业发展。它展现了一个看似永恒的资源如何变成一连串彼此关联的作业——清地、砍伐、河运、锯木和海外销售——与此同时，生态破坏和最严重的劳动风险却落在那些无力决定条件的地方与人群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