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

何塞是安娜的伴侣，是个爱开玩笑、坚持不懈的谈话者，他提出的问题动摇了弗兰克对纯粹机械论演化解释的信心。通过两人在斐济的相遇，以及他后来在马德里的回忆，何塞将关于自然目的的思辨论证，与安娜的家庭、疾病及她与他共同生活的具体经历联系起来。他的故事最终揭示，他和安娜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名叫曼努埃尔。

身份与初次相遇

何塞首次与安娜一同出现于塔韦乌尼，两人紧挨着走过弗兰克小屋附近的棕榈林。何塞穿着黑色亚麻西装；他亲昵地搂着肩膀的安娜则穿着罂粟红连衣裙。起初，弗兰克觉得他们的西班牙语对话似乎是私密交谈；他听见何塞感叹造物的奇妙，以及亚当缺乏惊奇感。弗兰克走近后，两人用英语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安娜和何塞，弗兰克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三人都住在马拉武种植园度假村，这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住宿地点。

何塞比安娜矮，起初显得矜持，甚至有所戒备，但弗兰克走近时，他瘦削的脸上绽开了近乎顽皮的笑容。初次相遇也展现了这对伴侣显而易见的亲密——他们交换心照不宣的眼神，认真倾听弗兰克谈论南太平洋古老动植物所面临的威胁，并让他隐约觉得，两人彼此之间有着深切的默契。弗兰克对他们亲密关系的反应夹杂着好奇与局促，而他觉得自己似乎曾经遇见过安娜，这又加深了这种感受。

何塞在水边继续谈论哲学。他背对弗兰克和安娜站着，用西班牙语说话，语气让人觉得他的话经过排练，或是反复思量。何塞认为，世界的存在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极限——倘若什么都不存在，也就不会有人在那里追问原因。何塞说话时，安娜注视着弗兰克，试探他是否听得懂他们以为他不懂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交谈既包含对存在的抽象主张，也带着一场小小的社交游戏，试探弗兰克能听懂什么，以及他是否会表露出来。

演化、目的与弗兰克的质疑

一次纸牌游戏中，何塞把关于概率和牌的分布的讨论引向弗兰克的演化生物学领域。他问，地球上的生命是否完全由偶然突变推动，抑或自然科学可能忽略了另一种机制。具体而言，他要求弗兰克思考意图或目的是否可能在演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弗兰克叹了口气，因为这又是一个困扰他一整天的话题，随后给出了他认为属于教科书标准答案的解释。

何塞更广泛的主张是，生命不仅是一种真实发生的过程，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过程。他认为，人类意识不可能只是生存斗争中另一种任意出现的特质；它或许正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或方向。他把感官和身体能力反复出现视为证据，认为自然趋向于越来越全面的感知方式——眼睛和视觉曾多次独立演化，飞行能力和直立行走能力也同样如此。在他的解释中，智识视野也属于同一模式，仿佛生命正在发展一种越来越专门化的方式，以把握整体。

弗兰克意识到，何塞的论证触及了自己儿时思考过的观点；那时他曾一度受到神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丹的影响。后来接受生物学训练后，他否定了具有预定目的的演化，并觉得自己在专业立场上有义务反驳何塞。然而，他承认，在生命史中，眼睛、飞行、游泳和直立姿态都曾反复发展。他举出的科学实例非但没有解决分歧，反而使分歧更加鲜明——眼睛大约独立演化了四十或五十次，而昆虫演化出翅膀的时间比爬行动物早了一亿多年。翼龙是最早能够飞行的脊椎动物，大约在两亿年前出现，并与恐龙一同灭绝；它们并非现代鸟类的祖先。年代晚得多、距今约一亿五千万年的始祖鸟是一种小型恐龙，鸟类羽毛和翅膀的发展则独立于翼龙发生。

何塞借这一差异进一步追问，一种结构如何能在发挥作用之前就开始形成。他指出，翅膀和羽毛不会一夜之间出现，但它们逐渐形成的过程引出了一个问题——自然是否以某种方式“知道”自己要走向何处。弗兰克回答，自然选择借助数以千计世代中的突变发挥作用——拥有微小优势的个体，更有可能传下自己的基因。何塞的质疑比笼统诉诸设计更具体。他问，在翅膀尚未能派上用场的许多代之前，一个长着笨拙、未充分发育翅膀的动物能获得什么优势；这些结构反而可能妨碍它躲避攻击和自我防御。

回溯性目的与未来

何塞的论证从生物适应扩展到地球的历史。约翰·斯普克提出这样一种可能——在早期看似毫无目的的事物，等到后续发展显现后，或许会得到不同的评价。约翰认为，三亿年前就断言生命荒谬或毫无目的还为时过早——它表面上的终点可能只是尚未来得及绽放。有人问人类是否已抵达这一终点，他回答说，人类属于先头队伍，却尚未到达目标。也许只有一百年、一千年，甚至十亿年后，目的地才会变得清晰可辨。

这种说法颠倒了因果关系通常所指的方向。约翰提出，未来发生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当下之事的原因，因为后来的结果能让早期阶段获得当时尚无法显现的意义。他将这一思路延伸至太阳系的形成——一位目睹巨大力量发挥作用的观察者，可能会把那景象称为盲目、愚蠢且荒谬；但这种判断也可能为时过早。这种主张并非描述已知的生物学机制，而是把目的视为某种只有通过漫长发展历程才能回溯显现的事物。

弗兰克直接反对说，原因指向过去，不可能属于未来。约翰回答说，通常的观察角度或许恰恰在这里失灵。他认为，假如生命没有从最早的两栖动物开始演化，人们或许会说地球生命荒谬而无目的；但在那个反事实的世界里，也不会有人作出这种判断。在这一系列交锋中，何塞一方不断促使弗兰克区分两种说法——一种解释特征如何通过自然选择扩散，另一种追问生命的整个历史意味着什么。弗兰克给出作用机制；何塞和约翰则追问，单凭机制是否足以穷尽这个问题。

安娜、家庭与疾病

在马德里，何塞回忆起他与安娜共同度过的日常生活。她热爱丽池公园这片绿洲，每次到首都都会坚持去那里，全年每个季节都一样，而且至少每天去一次。何塞参加会议时，她可以独自在树丛间待上半天。如果他十点出门开会，午餐时间就会回来找她。寻找她成了一种游戏——他猜她会在哪里，又发现了什么新事物；她有时会躲起来，或在他寻找时悄悄跟着他。渐渐地，她记住了树木和灌木的名称，也知道哪些鸟栖息在哪些树上。何塞的回忆展现了她对周遭环境的关注是一种习惯性的、自主的乐趣，而非仅仅陪伴他工作。

何塞还讲述了安娜的家族史。她是塞维利亚特里亚纳一个罗姆人世家最小的女儿，这个家族自上世纪初便居住于此；她贫困的父母和两位祖父母仍住在那里。家族传统称，其中一支可追溯至埃尔·普拉内塔——这位传奇弗拉门戈歌手与特里亚纳流派的发展有关。据说埃尔·普拉内塔出生于加的斯，生于约1785年，卒于1860年；据说他因相信星辰和行星的影响，或因自觉如同一颗流浪的星星，而取了这个名字。他在十九世纪初来到塞维利亚，在特里亚纳的锻造厂工作；当时不少罗姆人从事这种职业。

家族称埃尔·普拉内塔是安娜的高高高祖父，但何塞谨慎地补充说，除了家族自身的秘传传统，他没有找到其他佐证。他承认，历经七代之后，埃尔·普拉内塔可能有数百乃至数千名后代，因此安娜属于这一血脉的说法仍只是可能，并未得到证实。何塞的讲述既把家族传承呈现为鲜活的传统，也呈现为不确定的谱系。弗兰克问起安娜和她家人持有的另一种说法时，何塞称那是一个古老故事，在他看来更可能是编造的；故事始于法国，讲述一段归于埃尔·普拉内塔的经历。

何塞和安娜相识几年后，医生发现安娜有一种轻微的心脏缺陷，手术难度很大，且风险相当高。日常生活中，她可以不受特别限制地带病生活，但偶尔发生的循环系统异常会让她面色苍白一两分钟。医生并不认为这些发作本身令人担忧，但安娜和何塞都为此害怕。在何塞讲述这段经历约一年前，安娜遭遇了更严重的状况——她在台上倒下，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医生告诫她停止演出。医生也建议她不要生育。对于一位工作极其耗费体力的弗拉门戈舞者来说，离开舞台的指示和有关怀孕的警告，限制了她和何塞共同生活中的两个核心部分。

曼努埃尔与故事中的切身分量

后来揭示何塞已为人父，让早先的医疗警告有了具体后果。演出结束后，安娜陪同一行人来到画廊，何塞抱着一个婴儿走到弗兰克的桌边。弗兰克先盯着孩子看；孩子看起来还不到两个月大。接着他看向何塞，结结巴巴地问孩子是不是他的。何塞自豪地清楚点头，说孩子名叫曼努埃尔。片刻后，安娜也来到桌边。这一幕表明，尽管先前有不宜怀孕的医疗建议，何塞和安娜还是有了一个儿子；但故事没有解释怀孕的过程，也没有说明伴随怀孕而来的医疗风险是否已经化解。

何塞这个人物的特点，正是这些不同层面的结合。在交谈中，他不断检验那些把演化视为一系列适应、却不承认其有总体目的的解释；在回忆中，他则细致保存了安娜生活中特有的日常习惯、家族故事和身体脆弱之处。他的论证没有取消弗兰克的科学解释，弗兰克也没有表示自己被说服，转而接受何塞的立场。相反，这场辩论使他们分歧的边界清晰可见——自然选择解释了有利特征如何遗传下去，而何塞坚持认为，对生命的回溯性解释仍可追问意识和漫长演化过程意味着什么。名叫曼努埃尔的孩子，以一幅未来已来到眼前的亲密图景，为这场探问收尾，却没有证明何塞所主张的宇宙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