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卡在哈特海姆被杀害
玻璃屋埃里卡童年时患病,逐渐失去曾经具备的能力,最终在哈特海姆被杀害。她的死并非作为一项冷漠的历史事实被披露,而是由父亲迟来地向汉娜·哈纳科娃坦白——这个秘密将家人的悲痛、他对科学的信念、无助感,以及何为仁慈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疾病与失去
埃里卡是父亲起初隐瞒其存在的女儿;他曾告诉汉娜,自己没有孩子。随后,他纠正了这个谎言——他和赫达有一个女儿,给她取名埃里卡。他记得她是个美丽、备受疼爱的婴儿,也记得赫达发现,照料她带来了音乐之外的满足。女儿的到来似乎给这对夫妇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份爱被其他人视为跨越了禁忌界限。
埃里卡出生后的头六个月里,她的发育看起来令人安心。父亲将钢琴和弦的精确与她早年生活表面上的有序相比较——她长大、微笑、大笑、认出父母,并从婴儿床里向他们伸手。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她不再微笑,接着不再看着他们,也失去了抓握摇铃和玩具的能力。钢琴走音的意象让他能够描绘这种衰退,却不能让失去变得可以理解或逆转。
父亲将这种病症称为婴儿型黑蒙性家族性痴呆,并解释说失明是其症状之一。他描述病情最终会导致患者失去吞咽能力,死亡可能由饥饿或肺炎引起。但他坚持说,埃里卡并非如此死去。这一区别引出了哈特海姆的故事——她在达到他所描述的最后阶段之前,便在那里死去。
前往哈特海姆
埃里卡四岁时,父母开车从慕尼黑前往上奥地利一座村庄里的城堡。旅程发生在冬季,道路难行。抵达时,周围积着雪。他们把车停在正门外,抱着埃里卡走到入口;按响门铃后不久,一名护理人员便出现了。父亲猜想,工作人员早已在等他们。
他称那里是某种诊所。整个流程十分有效率——父母签了几份表格,尽管大部分安排早已办妥;他们的身份也得到了确认。随后,他们被带到一间等候室,可以祈祷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说,那时试图道别已没有多少意义;在他的理解中,几个月前他们便已失去了孩子,因为埃里卡的病情恶化,带走了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婴儿。五分钟后,一名护士来把她带走。
这个家庭所遭遇的个人悲剧与机构有条不紊的流程形成对照,是这段叙述的核心。短暂的旅程、各种手续和一段等待时间,将父母从照料孩子带到她的死亡面前。叙述并未把这一流程说成他们痛苦的答案;它的高效只是标示出,决定性行为已完全不受他们掌控。
死亡及其辩解
埃里卡在哈特海姆被注射杀害。父亲说,使用吗啡和东莨菪碱是为了让她不再受苦,并补充说,他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他的叙述说明了结果和他给出的理由,却没有将这种判断说成轻而易举或已尘埃落定的结论。汉娜回应说,她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告诉她的事;他同意这件事没有简单的答案,并回忆赫达也找不到答案。
后果不止于埃里卡的死亡。几天后,赫达提前从音乐学院回家,放了洗澡水,随后用丈夫的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叙述紧接着哈特海姆的故事写下这场失去,将女儿被杀与母亲无法继续生活联系起来,却没有暗示前者可以完全解释后者。因此,埃里卡之死置身于这个家庭接连不断的悲痛之中——疾病、在难以承受的处境下作出的决定,以及赫达的离世。
坦白与意义
读者通过埃里卡的父亲在玻璃房里对汉娜的讲述得知此事。在告诉她之前,他一直隐瞒孩子的存在;如今,他既说出了埃里卡的病情,也披露了她的死因和经过。这番讲述显然令他难以启齿——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透露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也不明白自己的防备为何会瓦解。他的坦白让汉娜成为这段私人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显露出,讲述本身几乎无法化解什么。
他对科学的诉求始终陷于信心与失败之间。他认为科学掌握着一切问题的关键,最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然而,他所坦白的故事讲述的是一种他无法治愈的疾病,以及一种道德意义无法得到确定的死亡。他声称杀害埃里卡是为了她好,同时也承受着悲痛,并承认这件事没有简单的答案。此事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悬而未决的张力——科学语言为他提供了病症的名称和解释结果的理由,却无法让埃里卡复生,也无法确定她的父母被迫作出的选择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