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家的四十日呕吐症状
盲柳与睡女插画家的四十日呕吐症状是一场日期明确、原因不明的呕吐发作,伴随着一连串匿名电话,随后又如同开始时那样突然结束。插画家说自己连续四十天呕吐,常常并不觉得身体不适;与此同时,来电者反复说出他的名字,然后挂断电话。医生和叙述者都无法查明原因或两者之间的联系。事件对饮食、身体日常和电话来往的细致记录,使进食与沟通这些平常机制显得不再可靠;而对结局的精确记载虽确定了日期,却没有揭示其含义。
第一天与改变的感觉
第一次呕吐发生在6月4日。前一晚,插画家喝了很多酒,还和一位朋友的妻子睡在一起。早上八点,他吐出了胃里的东西。若单独来看,这似乎是前一晚之后并不意外的结果;令他不安的是,他并没有感到恶心。他冲掉马桶里的呕吐物,坐到书桌前,干劲异乎寻常地工作起来。到了中午,他的食欲很好。
他做了一个火腿黄瓜三明治,就着啤酒吃下,半小时后又吐了。他形容食物涌上来时,胃里没有那种熟悉的绞结感,没有不适、抵抗,也没有令人窒息的气味。这次发作不像喝酒或旅途劳顿引起的寻常恶心。由于一天之内发生了两次,他开始担心起来,决定不再喝酒。然而,第二天早上他又吐了,吐出的鳗鱼和抹橘子酱的英式松饼几乎完好无损。
电话旁的四十天
从6月4日到7月14日,这场病每天都在持续,匿名电话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一名男子的声音说出插画家的名字,随后电话便断了。来电者没有表明身份,也没有解释为何打电话。插画家不接受打来电话的是嫉妒的丈夫或男朋友这一猜测——他认得与自己发生过关系的那些女人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很陌生,听起来还带着恶意。
电话每天打来一次,但时间毫无规律,可能在早上、晚上,或半夜。插画家本可以不接电话,但电话也是他接收工作和女性来电的途径。因此,他只能继续面对这种打断,永远不知道同样简短的对话何时会再次出现。他注意到,来电和呕吐几乎完全同时发生,却无法解释其中一件事如何可能引发另一件事。
他吃下的东西几乎全都吐了出来,随后又感到饥饿,再次进食,使每一天都变成食欲与呕吐交替的循环。他估计,吃下的食物大约每三顿才能留住一顿,可能刚好足以维持生命。这种反复并非模糊的印象——插画家密切追踪这一规律,既分清了电话和呕吐,也在日记中记下了每一种症状的结束时间。
医学检查与旅馆里的转折
插画家担心呕吐可能是癌症的征兆,于是去了附近一家规模颇大的医院。他做了X光检查和尿液检查,但医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医院宣布他的健康状况堪称典范。医生给他开了治疗所谓慢性胃疲劳、或许也包括压力的药,并建议他早睡早起、少喝酒,不要为小事烦心。他不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胃部不适的常见征象——沉重感、胃灼热和食欲不振——都没有出现。他常常感到饥饿,除了呕吐之外身体感觉良好,头脑也始终清醒。
后来一次来电之后,插画家把一顿鱼肉饭吃下的东西全都吐得一干二净。他感觉那通电话仿佛打开了一扇门,让恶心得以进入。住在旅馆时,他考虑了两种可能——有人或许查到了他的住处,故意打电话恶作剧;又或者,他可能只是以为听到了电话和那个声音。他请前台核查是否有电话打进来,但旅馆的系统只记录拨出的电话,因此无法核实是否真的有来电。
住旅馆成为一个转折点,并不是因为谜团得到了解答,而是因为插画家开始认真看待这种巧合。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随后回到公寓;呕吐和来电仍在继续。他也住到朋友家里,想看看换个地方会不会有所不同。电话跟着他而来,而且总是在他独自待在朋友家时打来。有个看不见的存在知道何时打电话、何时让他呕吐,这种感觉加深了他的不安;尽管如此,他也明白,担心自己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不能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
精确的终止时间,未解的原因
插画家的日记将最后一天记录得格外精确。7月14日上午9点30分,他吐出了烤面包、番茄沙拉和牛奶。当晚10点25分,他一边听埃罗尔·加纳的《海边音乐会》,一边喝西格拉姆威士忌,接到了最后一通电话。来电者像以前一样说出他的名字,随后又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沉默了十到十五秒。插画家没有说话,来电者便挂断了电话;只剩下拨号音。
第二天早上,没有再打来电话,也没有再次呕吐。两者同时戛然而止,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插画家把这一突然消失比作希区柯克电影的结尾——有人打开门,发现一切都不见了。他重新长回了失去的体重,恢复到一百四十磅;为他瘦下来时做的那套西装和两条裤子则挂在衣橱里,成了纪念品。这些衣物留下了事件的物质痕迹,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日常、记录与含混
食物为这场发作带来了最具体的异常尺度。插画家的叙述逐一写到具体饭食及其被吐出的情形——三明治、鳗鱼、抹橘子酱的烤面包、鱼肉饭,直到最后一天早上的烤面包、番茄沙拉和牛奶。呕吐之后,他一次又一次感到饥饿,接着循环便重新开始。他的身体排斥食物,与头脑清醒、感觉身体状况良好形成矛盾,也使这段经历不同于医生试图诊断的普通疾病。
每天打来的电话构成了第二种日常规律,同样精确地反复出现,也同样无法解释。来电者已知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是插画家的名字;最后那个问题打破了既定模式,却没有得到回答。日记能准确记下最后一次呕吐发生在上午9点30分,最后一次来电发生在晚上10点25分;却无法确定这两种现象是否有共同原因、来电者是否知道这场病的任何情况,甚至无法确定每一通电话是否都真实发生。事件记录可信、解释却无法得知,两者之间的区别构成了这场发作的重要力量——其规律清晰可辨,但仅凭规律本身并不能解开谜团。
